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江岩声

取我所需,尽我所能,成我所志

 
 
 

日志

 
 
关于我

Dans une bonne relation, on sait ce que l'autre peut apporter. Entre un blogeur et son lecteur, c'est la même chose.

网易考拉推荐

三连一排纪事  

2009-12-02 20:12:38|  分类: 六中文艺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我未曾有幸当兵,却在“三连一排”这么一个听起来像兵待的地方待过两年半。那是我初中上的班。文革中,1969年9月,中学重新开门,复课闹革命,班级和年级的名称全都军事化。一个年级是一个连;一个班,50几人,是一个排;排以下,分四个班,每班十余人。我们为什么叫三连?记不得。也许毕业时,我们算三年级,所以叫三连?也许入学时,在我们之上的两个年级分别叫做一连和二连?猜想而已,有待证实。

面对这张斑驳而模糊的老照片,我感到些许遗憾,因为许多人尤其是大多数女同学的名字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我还是能清楚地记得许多事情——当然,也忘掉了许多,一定。

 

一、汪老师与红色日记

1969年9月,马鞍山的天气还在秋老虎的尾巴上。我们坐在教室里,窗户虽然大开着,仍然汗流浃背。听的第一堂课,是班主任倪克英老师的丈夫,汪成虎老师(照片第二排,右起第三人)畅谈理想。她和他是同学,都是学俄文出身的。他当时好像是革委会副主任,换算成军职,相当于副营长。他对我们说,人生应该是本红色日记。他还说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那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这段话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早已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如今,汪老师如果还在世,肯定已经白发苍苍,退休许多年了。他要是还想得起来40年前的那堂课,想起红色日记,一定会自己也笑起来。如今的中国,除了国旗和天安门城楼,胭脂和口红,医生的红包,还有什么是红的?所有那些写过红色日记的偶像们,雷锋,王杰,焦裕禄,麦贤德……,还有谁立着?

 

二、周老师与印巴战争

1971年11月21日,爆发印巴战争,印度军队侵入东巴基斯坦。中国的报纸和广播一面倒,世界舆论也一样,支持巴基斯坦。周老师,男,40多岁,瘦长身材,穿米色风衣,立于讲台上,给我们上时事政治课,讲解印巴战争的进程。大家听得聚精会神,热血沸腾。最后,他总结道,战争的胜败,是以民心的向背来决定的,印度是侵略者,失道寡助,必败。他说完这话,下课铃响,下课了。后来,再也没见他来给我们上时事政治课。

那次战争的结果,恰恰和周老师说的相反,是失道寡助者,大胜;得道多助者,大败,东巴基斯坦成了现在的孟加拉!

 

三、倪老师与"共产主义"

倪老师是皖南人,文革前毕业于芜湖师范学院俄语专业。那个时候,教英文的老师大多是从俄文改行的。有一次,倪老师点我站起来,念她在黑板上写的大字,"communism" 。对于初学英文的孩子们来说,这么多音节的词是很难念的。好在家父也会几句英文,曾教过我这个词,于是我就很熟练地念了出来。倪老师说我发音不对,让我学着她念,我死活不愿意。倪老师很生气,以后两年的英语课里,再也不点我起来发言了,弄得我上她的课总是不自在,做贼似的。后来上大学,听到一位山东籍同学,把字母"n"念成三声的“嗯”,才明白我当时的问题。家父是河北人,我跟他学的"共产主义" 肯定有河北梆子的味道,难怪来自皖南的、学俄语的老师听着难受。根据我多年学法语之后,再学葡萄牙语的经验,我猜测,倪老师当年的英语,一定带有老毛子的口音。

 

四、拉练,红薯,煤球本子

汪老师演说完人生是本红色日记之后,没几天,我们就背起铺盖,出发战备拉练。全校师生都走了。走了一天的路,到达马鞍山郊区的卜塘公社。在老乡的空房子里,打地铺,住了一个月。这次拉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饥饿。每天最盼望的,是开饭。而开饭没多久,又饿了。烧饭用的柴禾,是我们自己到山里砍来的,要走十几里路,还要爬山。每次砍柴,都是一项把我们搞得狼狈不堪的巨大工程。不要忘了,我们不过是些十三、四岁的城里孩子,哪里干过这样的活儿?

两周后,我受不了了,找到村里的一家老乡,拿出我妈给的零花钱,交给老乡,和他说好,每天到他家锅里吃几个红薯。吃了两天,我不饿了,但我的好朋友张伟男还饿,我就拉他一起去吃。后来,不知谁打了小报告,班主任倪克英老师知道了,开会批评了我。于是,就不能再去吃红薯了。时至今日,我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老师要管这事儿。又不是白吃老乡的红薯。是怕人家知道,六中的学生吃不饱饭?

一个月的拉练终于完了。回城那天,我们兴高采烈,出发前,在一个草堆上翻跟头,打滚。回家没几天,收到一封信,我们住的那个村来的,说在草堆里捡到一个煤球本子,让去取。我家正为到处找不到煤球本子着急。那时候,我家买煤是我的事情。一定是我出发拉练的时候,忘记把衣兜里的煤球本子留家里。我从小就有好忘事儿的毛病。我找到张伟男,请他帮我跟倪老师请假,我立即去卜塘公社拉练住的村子拿煤球本子。我一个人,又走了一天的路,到那个村子,还买了一张毛主席像,送给捡到煤球本子的人,以示感谢。我回来以后,听张伟男说,倪老师很不高兴的,说我先斩后奏。如此一来,我与倪老师,算是有了三个过节("共产主义" ,红薯,煤球本子),她便成了我在马鞍山六中最惧怕的老师。初中两年半,差不多有两年的时光,我生活在倪老师的阴影里,心情郁闷。所幸,毕业那年,换了班主任,新分来的大学生,裘克明,学物理的,当了我们这个毕业班的班主任。

 

 五、班主任裘克明

裘克明分来六中当老师,是文革之罪。因为他学那物理,不是为了当中学老师,是那种高精尖的物理,具体是什么,我记不得了,反正不是师范类物理。他那高精尖专业,分到六中所隶属的17冶金建设公司,毫无用处,就给弄到中学来了。他属于文革前5年内入学的大学生,俗称老五届。我的大哥和二哥都是老五届。老五届大概要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倒霉的大学生。在校没学多少东西,毕业分配乱分一气,甚至连结婚找对象都得朝工农看齐。我二哥学的是金属加工,分配到一个县里的农机厂,也还算是专业对口。我曾到他的农机厂去玩过,知道他的同事里,有学导弹的,有学核物理的,有学天文物理的,有学高分子化工的。这些人先是分到那个县,然后又别无选择地分到农机厂,因为那是县里唯一的国营单位。他们到了农机厂,完全无用武之地。

因为我大哥和二哥的原因,我对也是老五届的裘老师有一种天然的尊敬。我与他没有过节,但也不是他的亲信,一般的学生与老师的关系而已。裘老师到我家来访过。那时我们已经搬离大块楼,住在小平房里。裘老师来家访,和我父亲对坐在小平房门前的土地上,一人叼一根香烟。裘老师闷头抽烟,不怎么说话。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我的脑海里,没有他的笑容,但他并不缺乏幽默。在学校农场劳动的时候,有一天,我剃了头,裘老师对别人说,江岩声一下年轻了好几岁。这是我记得的唯一一句他关于我的说道。

我们毕业以后,裘老师调去了南京,大家就没了他的消息。

 

六、语文老师与作文

初中两年半,有过几任语文老师,记住姓氏的有两个,吕老师和顾老师。不知为什么,每次想到吕老师,便想起吕叔湘。其实这两人毫无关系。而且,吕老师是个女的。我那时写作文还在混沌时期,但已会一些虚构了。一篇作文里,写我一大早到新华书店,排队买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我把排我前面的人,虚构成老农,脚上沾泥,嘴里喃喃,说些那个时候的忠心肉麻话。作文本发回来了。我看见,吕老师在我描写老农的几句话下面,画了一连串的红圈。我理解,那是吕老师激赏之意。自那以后,我在吕老师手里的作文,没有太差的评语,成绩至少也是个良。下一年,换了顾老师,男的,个儿不高,但会跳高,而且是那个时候很少见的俯卧式。他布置的头篇作文,是写《红灯记》观后感,题目自定。我写的题目是《叱咤风云的李玉和》。我很得意自己能使用成语“叱咤风云”。可是,顾老师的评语很不好,只给了个及格。以后,我在他手里的作文成绩一直都不好,最多得个良,不管我如何努力写。我因此惧怕男语文老师,并得出结论,作文成绩的好坏,全在老师,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结论,直到今天,我以为,仍然部分有效。文章,就如同萝卜青菜,从来都是各人所爱,见仁见智,而且,说到底,最关键的,还是作者自己的看法,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今天,作为已经写了50万字的散文、杂文和小说的作者,我相信,我有资格重新审视当年这两个语文老师,谁更有道理?我以为,是吕老师,她不愧是一代语文专家吕叔湘的本家。我当然不是说,吕老师给了我好分数,她水平就高。我想说,她作为年资更深的语文老师,更懂得孩子的思维和文字表达能力的发展。我那时15岁。这个年纪的孩子,能够写出“脚上沾泥,嘴里喃喃”,说明他有细致的观察和描写能力,应该给个好分数。顾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我又大了至少半岁,这个年纪的孩子,能够正确使用成语,表明他语言能力发展迅速,应该鼓励。相比之下,我的大多数同学,还写不出大致通顺的句子。

能够纯熟地使用成语,是提高写作能力必经的一个过程。就好比学画画,你先得学画得像,然后才可以考虑怎样像毕加索那样画得不像。一个成熟的写手,当然可以根据他个人的修辞喜好,或者大量使用成语,例如王蒙(必须承认,王蒙在文字上还是个大家,虽然政治上是个大妖),或者刻意避免使用成语,例如王小波,例如阿城。但这后一种不适合要求15、6岁的孩子。顾老师好像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专业,也属于老五届,但那不是师范,他极有可能不懂教育学,只是根据他个人的修辞风格来评判孩子的作文。 

是的,我的中学老师,特别是初中老师,都是些杂七杂八的来历。每想到这些,我便深感遗憾。普鲁斯特能够成为一代小说大师,和他中学时有过可称为哲学大师的老师,有极大关系。而我,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何曾有过这样的老师?!何曾有过大师?

 

七、浅挖洞

拉练回来,没有上课,直接就去挖防空洞了。在学校东面的树林里。没有炸药,不能深挖,只能在土层里挖。马鞍山市属丘陵地带,土层浅,不可能挖成《地道战》里的那种洞,大家就先挖壕沟,半人高,上盖木板,再复上土。这种洞,以我当时的军事知识都知道,子弹都能打穿,更不要说炸弹了,能防什么空?不过是自欺欺人,闹着玩儿罢了。但是,大家仍然挖得兴高采烈,热火朝天,甚至挑灯夜战,好像美帝、苏修或者老蒋马上就要打过来似的。 

我记忆中,防空洞挖了一个月。也就是说,我们进入中学的头两个月,一个月拉练,一个月挖洞,只上了一堂课,听汪老师讲人生应是本红色日记。


八、学农,学工,学军


九、陈玲的政治工作

前面说过,我们是三连一排。顺理成章,现在的班长,那时就叫排长。设了三个,一正两副。陈玲是正排长,包诚和沈卫东是副排长,倪老师于开学时指定的。能当正副排长的,自然得根红苗正。陈玲家在花山区小平房,我曾偶然从她家门前经过,去找同学薛平安,看见她在家门口的水龙头下洗衣服,说了两句话。看上去,那是个工人家庭,生活不会好,不可能天天有肉吃,但她却胖,一张大脸,白皙皙,形如满月。她为人和善,我从未见她生气,从未见她板起脸训人。这里,我把她与政治工作联系起来说,是因为我向她汇报过我父亲的历史问题。遥想当年,我,15岁,她,16,或者17,这样两个半大的孩子,坐在久已坍塌、形如考古遗址的防空洞废墟上,在下午的阳光里,庄重地、严肃地评判着他们自以为懂其实不可能懂的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谈论着托派,叛徒,谈论着党的政策,以及这些对我的影响,能否加入红卫兵。
我到今天都不知道,应该为那次谈话感到羞耻,还是悲哀。

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被批准加入了红卫兵。

 

十、田奎臣说书

《三连一排纪事》写到这里,算是进入了叙事转折点,就像李白说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终于翻越了沉重如群山般的老师和政治,开始叙述同学们的故事了。回忆老师,令我郁闷;回忆同学,令我愉快。我相信,只有乏味的老师,没有无趣的同学。上学如果没有同学,那该多么不幸,味同嚼蜡。而在我看来,三连一排最有趣的同学,当推田奎臣。这里的“趣”,不是风趣的“趣”,是人之趣。

田奎臣幼年丧父,和年迈的母亲住一起,靠他哥资助度日。在马鞍山市,我从未见过像他家那样贫寒的。一间屋里,一张饭桌,两只凳子,两张单人床,两卷铺盖,若干锅碗瓢勺,便是他娘俩的全部家当。当然,他家墙上,挂有一把精致的高胡,有一本《怎样拉二胡》,但那不是他的财产,是他哥的,借给他。因为对二胡共同的爱好,我和田奎臣很快成了朋友。他那本《怎样拉二胡》,二百多页,我全部手抄过。

一般而论,田奎臣的口才并不好,和人在一起时,常没他什么话。但拉练的那个月里,不知怎么开始的,每晚睡觉前,他给大家说书,说武松。最精彩的,是王婆教唆西门庆,如何搞潘金莲,第一要怎样,第二要怎样,……。那个时候,大多数同学,包括我,都还没正经看过长篇《水浒》(可能看过一些小人书)。后来,我翻遍《水浒》,《武松传》,《金瓶梅》,都没有像田奎臣说的那么精彩有趣。至今想不出他是从哪里看来的。

田奎臣另一个极有趣之处,是他背《新华字典》。非常有毅力,坚持了很久,而且背出了名声,不仅同学们问他字,有时候,班主任倪老师给我们念中央文件,或者两报一刊社论, 遇上不认识的字,也问他。有一任语文老师,我忘了她姓什么,长得相当漂亮,很欣赏田奎臣,不仅作文常给他好分数,而且有一次,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特意走到田奎臣面前,亲自把批好的作文本还给他。这令我暗生嫉妒。因为,显然,能用冷僻字,并不能说明作文写得好。果然,换了其他的语文老师,田奎臣的作文就不那么风光了。

初中毕业后,田奎臣没上高中,去了皖西农场。他给我来信说,到达农场的第一天晚上,下着雨,在欢迎晚会上,他当着几千人上台,用他带去的他哥那把高胡,拉《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知道,他差不多只这一首歌拉得顺当一些。

我在武汉上大学期间,田奎臣带着在江苏农村找的未婚妻来看过我。他那时已经调回马鞍山,在一家工厂的食堂里工作,每天骑三轮车,负责买菜。


十一、事实在于还是胜于雄辩 
因为上面写到拉练的夜晚,田奎臣说书,我就想起在那同样一个夜晚,李茂清和张伟男之间发生的争论,事实在于雄辩呢?还是胜于雄辩?年龄小,个头也小,有时还鼻涕邋遢的李茂清,坚持认为,事实在于雄辩。张伟男则说,事实胜于雄辩。一屋子的同学,睡在地铺上,铺盖下面垫着稻草,稻草里面藏着许多跳蚤,参加了争论。很热烈。除了李茂清,都赞成张伟男。我没怎么说话。我不爱争论。文革初期,我看过许多争论,看着争论双方发展成武斗,死了许多人,最后,却原来,大家都是革命派。我因而明白,争论不解决任何问题。时隔40年,我把李茂清和张伟男的争论写在这里,作为文革中一个小小的泡沫,用以说明,那时的孩子,生活条件差,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跳蚤咬,满身红包),但精神世界丰富,形而上,个个苏格拉底,柏拉图,不像现在的孩子,形而下,脑满肠肥,个个想着当老板,当贪官。


十二、史荣明的拳头

史荣明是我的同桌,身材短粗,壮实,力大。他的拳头很特别,朝下打在板凳上,能发出啪啪的声音,好像用苍蝇拍打苍蝇那样。原因在于,他手指短粗,握成拳后,趾骨之间是平的。我当时不知道,听他说是从小练出来的功夫,信以为真,每天握拳捶打板凳面。当然毫无效果,除了让他心里暗笑,和把我自己的骨头打得生疼以外。

在三连一排时代,上学凭的是力气,不是脑袋。那时,从事体力劳动的时间,超过上课的时间;体力劳动的重要性,超过脑力劳动。我们不仅要到工厂学工,到农场学农,一去数月,而且隔三差五的,还要去捡废铁,要走十几里路到市里去开各种各样的大会,宣判大会,庆祝大会,声讨大会,批判大会,……。我今天算了算,初中两年半,五个学期,我们学过的全部教科书加在一起(一本语文,一本数学,一本工业基础知识,一本农业基础知识,一本油印的英语教材),厚度不超过一本《水浒》,而且还是被金圣叹腰斩过的七十回的断本! 所以,那个时候,学习好不好,根本就微不足道。而力气大,干活就好,就能博得老师好感,女同学好感,就能早日加入红卫兵,甚至共青团,好处多着哩!所以,我很崇拜我的同桌史荣明,尽管他在学习上一窍不通。我认为,他在班里,乃至全校,都是无敌的。只是,我从未看见他真的跟人打架,证明他的拳头威力无穷。唯一一次,是跟另一位同学,高出他一头的尹光文摔跤。两人互相抱着头,仿佛两头顶角的黄牛,半天不动一下。最后被人拉开了。我觉得,很不过瘾。

初中毕业后,史荣明到卜塘公社插队。同组的几个知青据说都是打架大王。他们抱成团,打遍公社无敌手,老乡们都害怕,不敢惹他们。

1995年,我回国探望生病的父亲。在17冶澡堂的大池里,云蒸雾绕之中,忽听身边一个影影绰绰的裸体人问道,你是江岩声吧?我转头,眯起近视眼一看,是史荣明!乖乖!至少20年没见了!我们隔着雾气,搓着各自身上的泥,说了些你怎样、我怎样的知己话。那之后,再也没见过他。

 

十三、刘有山的斗争哲学

三连一排的年代,是班主任鼓励好学生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的年代,如果你不如此,而你又是好学生,那么,老师在学期末评语里就会给你写上“希望大胆与坏人坏事做斗争”。在班主任倪老师的眼里,我肯定不是好学生,甚至可能差不多已经是坏人了,所以我从未得过这样的评语。以今天的观点看来,那些所谓的坏人坏事,不比鸡毛蒜皮重。可是,在那个年代,却是红与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严重区别。刘有山在这样的斗争中是急先锋,而且是忽然地,脱颖而出。他在全排大会上起立发言,痛斥坏人坏事时的雄辩口才,我记忆尤深,尽管想不起来他说的任何一句话,尽管我至今都弄不懂到底为什么。我知道的是,班里的同学大致分成几派。刘有山所在的派,可称之为才子佳人派,成员都是些班干部,或班主任的亲信,长相文静,学习较好,聪明伶俐,能说会道。其对立派,是以史荣明为代表的下里巴人派,他们都是工农子弟,年龄大,力气大,劳动好,学习不好。两派之外,是逍遥派,以爱学习不爱劳动的陈建宜和下苦功背字典的田奎臣为代表。我不知道我算哪一派。我和史荣明同桌,自然是朋友,配合默契的朋友:上课我抄他(我看不清黑板),考试他抄我。有一次,我到他家玩,过了中午,他拿他父亲的饭票到食堂给我买来一盒米饭,上盖雪里蕻炒肉丝,味道鲜美,终生难忘。我和刘有山也是很要好的朋友,和他那一派里的班干部们也常在一起玩,学习上他们有做不出来的题,会和我讨论。这样的结果是,两派谁都跟我好,却又谁都不拿我当自己人,所以我到了都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两派不共戴天,不仅不说话,还差点儿打起来,把个班主任倪克英也搅合进去了,和才子佳人站在一起。我相信,这可算文革景观。文革时期,人们喜欢把个人好恶,上升到大是大非的高度,从而引发派别斗争。


十四、大龄倪正保 
在没认识倪正保之前,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忠厚老实的。众所周知,老实人比较容易受人欺负,所以,倪正保的出现,使我暗出一口长气,因为我看出,他比我还老实。倪正保不仅是三连一排最老实的人,而且也是年龄最大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当时的确切年龄。只记得,开学第一天,迟到的他,梳着大背头,摇着折叠扇,一步三摇,走入教室,走向最后一排座位的时候,大家以为,是位老师来了,来听课的。继而,班主任宣布,这是同学倪正保,大家都愣了,接着,哄堂大笑。倪正保没有气恼,憨憨地陪笑着。 

三连一排的学生,就像我后来上的77级大学班那样,年龄参差不齐,非常的参差不齐。1969年9月入学时,我14岁。班上有比我小的,更有比我大的,例如史荣明就比我大两岁。倪正保当时的年龄,我估计,当在189以上。这个年纪,搁今天,该是高中毕业,上大学的年龄。而他,刚上初一! 

怎么会搞成这样?我不确切知道。一个现象是,凡年龄大的同学,都是本地人,学习比较差;年龄小的,大都是外地人,例如我家就是从内蒙包头迁来的。这可以解释为,本地的教育落后,孩子上学晚,教育质量也差。另一种可能是,年龄大的学生原来在小学,老是留级。文革开始后,不考试了,多年的留级生铁树开花,枯木逢春,可以顺利升级,毕业进入中学,于是,就造成了大龄初中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以倪正保为代表的大龄初中生,就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没有文革的话,他们可能连小学都毕不了业,更不要说进中学,并且顺利毕业,拿到初中毕业文凭。所以,老毛说得对,事物都有两面性,文革也不全都是坏事儿。特别是,如果和现在的贪官污吏,个个都能弄顶博士帽戴戴,从而把博士文凭弄得声名狼藉相比,倪正保他们在文革中能够初中毕业,绝对是历史的一个进步。

倪正保是个老好人。我跟他分在一个班(三连一排分为四个班),关系融洽。但我实在想不起来,他毕业后去了哪里。我很想念他。


 十五、女同学杂忆

开始构思《三连一排纪事》的时候,我先试着回想所有同学的名字。我看着照片,一个一个地回想。结果,25个男同学,我想起23个名字,并且,每个名字下,都自然而然地,冒出一串故事,仿佛气泡一般,浮出记忆的大海;可是,24个女同学,我只完整地想起三个名字,和两个女同学的姓氏,记错了一个名字,其余17人,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脑子里一片茫然。我知道,有个女同学,叫纪世露,上课的时候,就坐在我前面,可就是认不出是照片里的哪一位。这些,说明什么?说明我也有过单纯岁月。是的,和假模假式的高中两年相比,初中的我,活得比较真实。的确有倪老师的阴影,可是,那又怎样呢?倪老师不在场的时候,我一定也快乐过,因为我有那么多有趣的男同学。他们是如此的有趣,以至于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被他们吸引,目不斜视,看不见女同学了。陈玲当然例外。我向她汇报过父亲的历史问题。我还能想得起王道勇(但忘了“道勇”),因为她是我1976年当工人时的同事。同学的时候,她一点不出色;同事的时候,非常出色,以至于一个张姓青工,于夏日的夜晚,天天到她家门口唱歌。我酸溜溜地陪着这位勇敢的多情歌手,望着昔日同窗家黑黢黢的窗口,想,真是女别三秋,当刮目相看。顾宪平(这个名字完全忘了)与我后来同校不同班过——1976年秋-1977年春,在浙江白沙镇浙江冶金专科学校,学会计,但没说过话,就好像互相不认识。她也出落成一个美人,在那会计学校里,相当引人注目,我同寝室的七、八个同学,经常说道她。
 

 十六、温汉陵的爱情

温汉陵和我不同,可算性早熟。我们同年级一个女同学,初中毕业去了皖西农场,温汉陵为追那个女同学,硬是不要上高中,也去了那个农场,把他爸爸气得要死。其实,他大概是三连一排年龄最小的男同学,最应该上高中的。我最近曾向他家当年的邻居打听那个女同学的名字,邻居说想不起来了。那个女同学的样子,我还有印象。她说话的声音比较特别,有些沙哑,用现在的话说,是性感。我觉得,温汉陵这个故事,虽然可算不要读书要美人的典型,属当今少儿不宜,但还是相当感人。至少,他勇于追求爱情。当然,这里面,也有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不过,设身处地,想想看,我们初中两年半,所读书的厚度,只相当于一本七十回的《水浒》。李逵如果在世,一定会骂道,读书,读书,读甚鸟书?!

可惜,就像绝大多数初恋故事的结局一样,他与那个女同学并没有成。后来恢复高考,他没考大学。再说了,怎么考?就凭多年前读的那本“《水浒》”?

温汉陵没有上大学。但我相信,以他的勇气和闯劲,他现在一定干得非常不错。我为他祝福。

 

十七、结束语
 
还有许多故事。在我拟就的提纲里,还有如下小标题:邱震明的厄运,石勤富的中长跑与英语,张伟男的巧手,陈建宜的聪明,老歪的倒立,范德平的肥肉和小提琴,……,但我不能再写下去了。篇幅太长了。没有时间。和文革的关系也不是很大。真的写起来,会弄成以己滔滔,使人昏昏的老太婆裹脚布。算啦!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想想真有些不可思议!照片上那一群人里,当年谁能想得到,会有那么一人,时隔40年,冒着无事生非,遭老婆啐骂不干家务的危险,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为这张老照片上的他们——三连一排——留下近万字的记载?

且让我这个极不够格的叙述者,快刀斩乱忆,以这样一段话结尾吧:
 
1972年春季,上了两年半初中后,上面告诉我们,毕业了,于是我们就毕业了。至于毕业是根据什么标准,完成了什么教学计划,没人关心,也没人知道。时间呆够了,就毕业。这真有些像服兵役,时间够了,就复员。至于为什么呆了两年零半年,为什么不痛快点儿,弄个整数,三年,或者两年?我现在想得出来的一个解释是,当时的学校忽然一股脑改成春季入学。而我们当初是69年秋季入学的,秋天到春天,刚好多了半年,就像多了一节盲肠,于是我们便上了两年半初中,不是三年,也不是两年。
 
毕业唯一的活动,是大家排在一起照像。加上老师,校领导和工宣队,济济六十二人,分成五排,一排蹲着,一排坐着,一排站地上,一排站条凳上,最后一排站课桌上。有小孩在旁围观,有人在楼上伸头观看。现在想来,当时季节虽然尚属萧条,气氛应该还算热闹。之后,三连一排的历史终结,六中“连排”的历史也终结了。我们班52位同学,一些人去了皖西农场,一些人去了马鞍山郊区农村插队,一人上了师范音专,二人上了马鞍山钢铁学校(中专),其余人升入高中。我作为拉胡琴的,和六位同学,葛铁,陈迪克,刘有山,沈卫东,姜宏伟,张小莉,编入高一五班——六中的文艺班,开始了另一类文革故事。
 
附录:三连一排名单(按文首照片排列,同学名单由一位女同学提供,老师与工宣队由我添加) 

最上一行左起:葛铁、郑根明、姜金惠、杜小强、包诚、陈迪克、石勤富、尹光文、薛平安、陈建宜、张伟男、田奎臣、倪正保

上第二行左起:张建功、刘友山、李茂清、温汉陵、史荣明、宿志电、何林、沈卫东、郁龙海、邱震明、笔者、张平德、范德平

上第三行左起:陈玲、朱忠英、蒋安平、杨玉美、胡平、纪世露、刘国玉、商作梅、王桂华、李琴、袁克芳、柴智林、刘福珍、叶红

上第四行右起:裘克明(班主任),撒世求(革委会主任),汪成虎(革委会副主任)

上第四行左起第四人:张颍考(数学老师,三连连长)

上第四行其余人,驻校工宣队

最下行左起:张淑英、王道勇、张臣兰、李民、姜宏伟、郭家连、李玉连、张小莉、刘秀云、顾宪平

补遗:照片和名单里缺一个同学,丁常富。

  评论这张
 
阅读(1392)| 评论(13)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