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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为何不“海归”?  

2009-12-04 03:29:50|  分类: 历史掌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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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是时下网上一个热门话题。“我为什么海归?” ,“我为什么不海归?” 两军对阵,营垒分明。相比之下,毋庸讳言,“海归”的人显得更加意气风发一些。因为他们的论据都很实在,口惠实至,不需要什么哲学来给自己撑腰;而不“海归”者通常要把其选择弄到形而上,甚至哲学范畴,尼采啦,老庄啦,令人读来,总觉得他们有点言不由衷、力不从心。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利玛窦。他的足迹正好和我们相反,我们是中国人,住在西方;他是西方人,却住在中国,而且,一住就是28年,一直到死,从未“海归”。 

利玛窦为何不“海归”? - 江岩声 - 江岩声

利玛窦为何不“海归”? 

得从1583年说起。对于盛世已过,开始衰落的大明帝国来说,那是个疾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年份。在东北,满人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兵;在东南,意大利人利玛窦乘一叶扁舟抵达广东肇庆传教。这两人,一个以武略,一个以文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窦自最西航海入中华,仰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遗教,卜室岭表,星霜亦屡易矣,今年春时,度岭浮江,抵于金陵,观上国之光,沾沾自喜,以为庶几不负此游也。远览未周,返棹至豫章,停舟南浦,纵目西山,玩奇挹秀,计此地为至人渊薮也,低回留之不能去。” 

这是利玛窦用文言文写下的《交友论》的序言开头一段,用词典雅,章法流畅。一个外国人, 飘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着儒服,吃中国饭,说中国话,用方块字写文章,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用时髦的话说,完全融入中国主流/上流社会,凡二十八年,最后死在北京,葬于二里沟,距今已有三百九十四年。 

读到这儿,您或许会打断我,说:“老江,你不要说了,利玛窦在中国生活得很滋润啊,当然不‘海归’啦!” 

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利玛窦在中国二十八年间,并没有合法的居留身份,随时有可能被驱逐出境,所以总是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就像今天在外国“黑”下来的华人。在利玛窦那个时代,中国的国力尚属强盛,欧洲人的洋枪洋炮也还没有厉害到无坚不摧的地步,还不敢以武力大规模侵犯中国。葡萄牙在当时是一等海上强国,1511年占领马六甲后,曾派舰队到中国广东沿海游弋,还窥视过广州,但终究没敢登陆滋事。其后一些葡萄牙海盗商人勾结倭寇骚扰粤、闽、浙海岸,屡遭明军的严厉打击。当时的明朝实行海禁,没有皇上的特准,外国人不能进入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利玛窦于1583年9月10日从澳门进入广东肇庆时,用现在的话说, 实际上就是非法移民。他手里是有一个批文,允许他在肇庆建造住所和教堂,但那是许诺给以重金才从肇庆制台衙门口的一个芝麻小吏那里得来的。制台大人本人可能并不知道,其后大概也受了好处,于是,睁一眼闭一眼。因为没有身份,所以利玛窦经常为居留发愁,每到一地,必得用礼物巴结当地行政长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赶走。中国是礼仪之邦,所谓礼仪,在封建社会其实就是当官的排场。给当官的送礼,如果没有门路或者够不上他们的排场的话,人家根本就不理睬,所以送礼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因为读到了利玛窦经常为居留而发愁的经历,使我产生了惺惺惜惺惺之感,才把法国神父裴化行写的《利玛窦神父传》上下两册看到底的。我们现在生活在海外的华人,谁个没为居留发过愁?  

因为没有合法居留,利玛窦不得不经常逐居留地而迁徙。漂泊途中,他面临过数次生命危险。一次是在赣江,风大翻船。利玛窦记叙道:“我们沉入江底,我的脚已经碰到了沙子,只能祈求我主保佑,也感到能死在这次旅途中无比快慰。忽然,发现手底下有一束缆绳,赶紧抓住,拼命挣扎出水面,当然已经喝了一肚子水。接着,我跨上一段漂浮着的木头,同时也抓住散落在其他漂浮物中间的我的文具匣和衣箱加以利用,水流把底朝天的船冲了过来,我使劲爬了上去;接着,在人们的帮助下,我同许多人一起划到了岸边。”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自己的宗教,释道儒。利玛窦在中国传播基督教,采取的策略是排佛贬道补儒,因而就经常和驻地附近的道佛两家僧侣发生冲突,有一次差点儿送命。那是利玛窦在韶州传教的时候,住所附近有座寺庙,里面的和尚论教说不过利玛窦,就挑动老百姓手执火把、梭镖、斧头,乘夜攻打教会。利玛窦和教友们抵挡不过,只好跳窗逃命,跳窗时利玛窦葳了脚,很长时间后才痊愈。这种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利玛窦在写给上级的信中这样写道:“ 敌人对我们的居留地仍然恐惧万分,千方百计要把我们赶出他统治的王国。我觉得,没有一年不发生事端,甚至有重大危险的,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他传教团写的报告都是建树,收获的果实,而我们只能讲述烦恼和行善受阻。” 

别看在利玛窦传教顺利时期,整日里高朋满座,门前车水马龙,其实他内心深处是很寂寞的。利玛窦写道:“我们在这个国家,就像是自愿流放,不仅远离我们的亲人:父母、兄弟和亲戚,而且远离基督教民族和我们的祖国。所到之处,我们经常十几、二十年见不到一个欧洲人。” 我想,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外国的人,对于这种因为长期不能和与自己同文同种的人交流而产生的寂寞,都会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的。 

利玛窦笔下的“远离”不是我们今天的概念。他的“远离”比今天的月球和火星还要遥远,可以说是生离死别。那个时候从中国往欧洲写信,要等待数年才能接到回信。例如一个友人在1593年写给利玛窦的一封信里说收到了他写于1586年的信,而利玛窦要等到1595年才收到这位友人写于1593年的信。也就是说,这两封信的一来一往,费时竟达九年! 

路途这样遥远,时间这样长久,为了保险起见,利玛窦每次写信都写成双份,分别从葡属印度(第一条路线)和菲律宾列岛(第二条路线)发送。可是,这些书简许多还是在途中丢失,或者由于疏忽,或者由于海难,或者由于海盗,尤其是英国海盗,他们特别嫉恨从印度回程的满载船只。以至于,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利玛窦这样写道:“听母亲说她常上我们的教堂,不知道您是否也是这样。我看您靠拢上帝的时刻来到了,所剩时日已经不多了,愿上帝保佑我们都重逢于天堂!我不知道,这封信您将在哪里收到,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  

路途实在太遥远了,时间太长久了,危险太大了,旅费或许太昂贵了--当时的教士应该是没有工资的。我想我们或许已经比较接近问题的答案了:利玛窦不“海归”,是他不能。 

可是,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vouloir,c’est pouvoir。利玛窦如果铁了心要走的话,谁也拦不住他。海路难,总还有丝绸之路,可以“路归”呀。利玛窦不“海归”,可能还是因为他不是那么愿意,或者说不忍心半途而废。 

利玛窦生于1552年10月6日,意大利马尔凯省马切拉塔城。父亲是一个药店老板。利玛窦自小就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心献身基督,进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十六岁到罗马学习法律,同时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师从著名数学家学习天算。十五、十六世纪正值新航路开辟、地理大发现的世纪,各基督教团体也急欲使亚洲等地区成为新兴的“福音”之地,因此组团招募人员到远东传教,利玛窦自愿加入耶稣会前往印度传教。1577年5月18日离开罗马前往葡萄牙。次年3月29日, 离开葡萄牙里斯本,9月13日抵达印度果阿。1582年8月7日抵达澳门并且开始学习中文。1583年9月10日抵达肇庆,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 

利玛窦是把传播基督福音当作毕生的事业的,他在中国传教走的是上层路线,取得了在当时的罗马教廷看来是非凡的成绩。利玛窦生前被任命为中国区耶稣会会长,死后他的像被刻在了梵蒂冈圣徒长廊的巨石上。利玛窦传教的最终目标是走近皇上,使皇上受洗,从而带领整个中华帝国皈依基督,就像公元323年君士坦丁大帝登位后皈依基督,然后整个罗马帝国都皈依基督那样。1610年5月9日,利玛窦卧于病榻之上,生命只剩下两天,已经开始出现谵妄了,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中国已皈依我主,皇上受了洗。” 

然而,皇上没有受洗。皇上只是喜欢利玛窦献上的自鸣钟,还有利玛窦亲手绘制的世界地图。皇上得了精神抑郁症,躲在后宫里,不问朝政,连皇家的儒学廷筵都厌烦了。但是,皇上却没忘记颁旨把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实际上只有一部分教士被赶了出去,另一些被解往澳门,还有一些躲了起来)。那是利玛窦去世八年之后,万历四十六年间的事情。 

清康熙四十四年和五十八年,因为“礼仪之争”,两次驱逐罗马教皇使团,重申传教必须遵从“利玛窦规矩”,后来又御笔朱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 

清雍正元年,诏令严禁传教,西洋人除在京者外,概遣赴澳门,天主堂改为公所。 

清乾隆年间继续禁教。 

道光十八年(1838),拥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退出历局,标志着自利玛窦开始的历时二百年五十五年的中西文化和平交流的终结。西学被整个社会(包括帝王在内)置于被遗忘的角落。遗忘得如此干净,以至于像林则徐这样开明的朝廷重臣对洋人使用刀叉吃饭还会感到惊奇。 

两年以后,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割地,被迫开放通商口岸。教士们跟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后面趾高气扬地重返中国。这回,是他们把“利玛窦规矩”置于脑后勺了,从而在许多地方激化了和老百姓的矛盾。 

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在太上皇--皇上的皇上—的默许下,并得清军的配合,围攻教堂,杀戳教士和教民。其后的八国联军武装干涉,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 

其实,在中国这样一个和欧洲同样广阔的国土上,即使皇上受了洗,又能怎样?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一统神州天下的蒋介石--中国事实上的一代皇上—不是受了洗吗?又如何呢?中国没有皈依“我主”,而是在30年后皈依了另一个“泰西大儒”--马克思。20世纪60年代,共产党取缔了一切西方教会,因为“一切宗教都是鸦片”。以至于到了21世纪的今天,像北京市政府批准新建两座天主教堂这样的事情,仍然是重要的新闻。 

以利玛窦之伟大,或许对这一切早有预感,因为他说过,在中国“有三大教派,每一教派又分为九派。谁都可任选其中之一,正因为学说太多,谁也不真正属于任一教派。这就说明何以他们没有拯救灵魂的观念,或者,即使稍有考虑,也是模模糊糊,使人觉得对于今生之人是极不重要的事情。实际上,这种偶像崇拜很像莱恩湖三首蟒怪,斩去一头,又生三头。” 

“现今最普遍的看法是:三教(释,道,儒)合一,一个人可以同时属于三教。这就是自以为最智者的看法。在这一点上,他们既是自欺,也奇特的欺人。他们设想,宗教方面越多样化,对国家就越有利。适得其反,因为,自称信奉一切宗教,结果是无所信奉,既然对任一宗教都不真诚执着。就因为这个缘故,一部分人天真无邪地承认无宗教信仰,另一部分人因虚伪的轻信而自欺,而全民的绝大多数人就浸沉于无神论。” 

我猜想,利玛窦为传教而鞠躬尽瘁,身为会长处理各种烦不胜烦的杂事的同时,心底里一定是有着深切的悲哀的。当他预感到大限来临的时候,一再地说:“我的神父们,我考虑主要用什么办法在中国人中间推进基督教信仰,发现最好莫过于我死去!” 

他的愿望实现了,他彻底皈依了中国的土地,万历皇帝特别恩准的一块坟茔地,北京二里沟,一个太监的私人地产。墓地虽小,意义巨大。因为利玛窦终于得到了皇上的承认,承认他在中国二十八年的居留为合法。朝廷讨论的时候,有大臣反对,说是没有先例,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曾经得到这样的承认。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叶向高答道:“自古来华洋人中,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乎? 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  

为什么?因为,从《几何原本》里,明清两代最有创见的士大夫发现的,不仅仅是勾股定理的证明或者如何计算圆的面积,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本民族哲学最大的缺点,即思维方式。正如梁启超后在评论1917年以前中国三百年学术史时所说:“综合准确而清晰,心智得以飘忽自如,徐缓由此真理达至彼真理;完整展开学说,至为严谨,无疏漏,亦无顿挫。或有飞翔于高空之数学家以为此一著作(《几何原本》)过于鄙陋,但简单明了恰是其所长:人人均可得识。” 

我们终于到达了问题的答案的核心:好奇心。 

我相信,从根本上讲,不是不能“海归”,也不是耶稣会会长的帽子,而是好奇心使得利玛窦能在中国盘桓终生,一如他自己在《交友论》序言中所写的那样:“计此地为至人渊薮也,低回留之不能去。” 一语成谶,他终于没有去。 

利玛窦是那种既有大聪明,也有小聪明,而且两种聪明都达极致的人。他喜欢思辨,喜欢形而上,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到处都有喜欢这两样东西的士大夫。他和他们争辩,整日整夜地争辩;他把士大夫们的论点、论据写在牌子上,编上号,然后一个一个地驳斥;他让士大夫们终于明白了西方逻辑学三段论的威力。他的手极巧,可以制作出精美的地球仪、天球仪、日晷、三棱镜、自鸣钟,绘制世界地图—而且将中国置于中央。顺便说一句,“地球”这个词源于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他就是以这些东西叩开了朝廷命臣的大门的,从而得以延续居留。利玛窦的记性极好,任给一些毫无次序的汉字,他只须看上一遍,就能倒背如流。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转折点是南昌。在那里,他出版了西方人写的第一部汉语著作,《交友论》。许多人到他寓所听传教,更多的人慕名前去讨教过目不忘的本领—为了中举。 

如果说是马可·波罗第一次让西方人知道了中国的存在,那么是利玛窦第一次让西方人认识了中国:它的制度,它的文化,它的智慧,它的人民。利玛窦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译成拉丁文,传往西方。临终前几个月,写完了《札记》,其中除了记叙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以外,还以大量的篇幅记录了中华帝国当时的地理、物产、风俗、民情。利玛窦的纪录比徐霞客还要早五十年。1616年,《札记》出版,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一场革命。 

利玛窦的好奇心在中国一定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不然的话,他写不出前面所引的《交友论》里那样满怀激情和信心的序言。从1595年起,十五年间,利玛窦写下22本中文书籍,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可以这么说,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始自利玛窦;现代汉语语言学和语文学的源头也在利玛窦。 

利玛窦对于我们自诩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说, 只有数学才得以研究,而中国所知有限的数学还没有基础,因为他们是得之于阿拉伯人的,而且只有皇帝的数学家才传之子孙;他们勉强才懂得预报日月蚀,预报还有许多错误。他们都致力于观测星象,其实根本不可靠,甚至完全谬误。他们不知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也不知辩证法(利玛窦当时没有读过墨子);至于医学,那主要还是采集草药和经验处方;民法极不发达,司法全凭法庭一时的兴致。所以,他们的学术无非是写一篇典雅华丽的文章,勉强相当于我们的人文科学或修辞学,甚至不等于使用论证或以辩证法为前提的修辞学。 ”  

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深厚,但是思想观念停滞不前,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里,利玛窦找到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文化交流,他在17世纪的中国撒下了文艺复兴的无数种子。史学家们说,利玛窦做这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传教。是的,但一定不全是。因为我没法想象,一个外国人,可以经年累月,枯灯苦坐,皓首穷经,钻研“之乎者也”。中国的读书人,有功名可以博取,有官爵可以仰望,有十万雪花银可以觊觎,有如此多的好处,尚且需要头悬梁、锥刺股;而一个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入仕的外国人,---他一定是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利玛窦神父传》里没有只字片语提到利玛窦在中国28年里都吃些什么,也没记载有面包师跟着他到处迁徙。他肯定没有那条件,所以我猜想,他只能入乡随俗,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二十八年吃下来,利玛窦的食谱一定相当南北混杂,他喜欢吃的可能有生猛海鲜、爆炒牛河、元宵、桂花莲子羹、糍粑、阳春面、饺子、包子、馒头、粉皮、灌肠、炸酱面。二十八年住下来,他一定喜欢上了睡火炕,穿长袍,拱手作揖……当然,也有他不喜欢的,例如北京的风沙,频繁的战乱和灾祸。 

因为,中国有他这么多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所以,利玛窦不“海归”。

 

本文资料来源: 

《利玛窦神父传》,裴化行(法国神父),商务印书馆,1998年

《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孙尚扬,东方出版社,1994年

《先秦儒学》,钱逊,1991年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中华书局,1982年

以及一些网上找来的文章,恕不能在此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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