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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岩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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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镜人生  

2009-12-04 04:53:12|  分类: 往事追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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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这东西,每次打量它,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两片玻璃,两条细腿,看起来娇贵易碎,却十分经久耐用,一副眼镜往往能戴好多年,以至于几副眼镜相连,便是一生的岁月。

我的第一副眼镜是1971年上高中时配的,五块多钱。那时M市还没有可以验光磨片的眼镜店,配眼镜得坐火车到南京去。其实小学三年级时的一次体检已经发现我的眼睛有些近视了,以后每况愈下,小学毕业时的视力竟只剩下零点二,坐第一排看黑板上的字都很勉强。初中两年,也不知道是怎么混过来的。好在那时课程简单,薄薄的两本《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一本数学,一本英语,两本语文,自己课下看看就明白了。大多数情况下,不用知道老师在黑板上写些什么。遇到非要知道不可的,就抄同桌的。有时也故意打个哈欠,待眼睛里涌上一层泪水时,就能看清一些。还有个办法,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圈成一个小孔,举在眼前,透过小孔望黑板,也有一定的效果。考试的时候,如果考题印在考卷上,那没有问题,但若老师偷懒,不刻印考卷,而是将考题抄在黑板上,那就比较要命,因为考试的时候,我当然不能再抄同桌的了,而上述那两条办法也不是总能奏效。所以,到考试那天,我就把我父亲断了一条腿的备用眼镜带着,以防万一,虽然度数不合,戴一会儿就头痛,但总比交白卷要好。

我这样说,好像我们家很穷,买不起眼镜。其实不然。我们家是每餐都有肉吃的。在那个年代,像这样的家庭要算是富有的。我的许多同学一星期才吃一次肉。那个时候,穷是一种美德,富是一种罪孽,所以每有同学到我家来,若正碰上我家在吃饭,我会感到很不自在。那么,我的父母——能让孩子每餐都吃上肉的父母,他们都是读过书的人,尤其我父亲,他自己也戴眼镜,为什么知道孩子近视了,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五年里,就是不给孩子配个眼镜,以至于孩子到了高中,一配就是500度的高度近视呢?不知道。我所能想到的,有这么两点:一是小孩子的近视,发展迅速,眼镜早配早废;二是可能我自己也不愿意配。那个时候,小孩子戴眼镜,会被人讥笑为四眼。在南方农村,经常可见一种狗,两眼上方各有一黄斑,人称四眼狗。于是,四眼也就是四眼狗的意思。谁愿意被人称做狗呢?2004年夏天,我在法国科罗希克海滩上读《等待》,发现哈金把“四眼”的称呼也写进小说里了。哈金是北方人,他小说里的人物也生活在北方,可见在中国,“四眼”这称呼是无分南北的,可算得上一个国粹。透过这称呼,我能觉出,中国文化虽然号称博大精深,其实是最鄙视读书人的。在任何一种我会的外语或者我了解的外国文化里,我都没找到类似“四眼”和“书呆子”这样的称呼,以及这些称呼所表达的那种对读书人的刻骨的轻蔑和鄙视。

我的第一副眼镜陪着我读完高中,又伴着我下了乡。一天晚上,收工以后,和几个知青同伴到河里洗澡。我爬上河中心的一条木船,将眼镜摘下来放在船头,一边洗头,一边和同伴唱着“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兴头上,得意忘形,一不小心,将眼镜踢到了水里。心里咯噔一下,喊声糟糕!立刻纵身入水——哪还有影儿?下乡的头一年基本上就没戴眼镜了。在农村没眼镜的痛苦,是看不清对面来人。狭路相逢,人家跟你笑,你一脸冰霜,过后人家背地里会说你这人架子大,而若来者是社队干部,问题就更严重了;但你若没来头地逢人开口笑,人家又说你这人傻,拿你不吃劲,专开你的玩笑。真是进退失据,宽严皆误!

第二年夏天,我不死心,一个人又到了河边,在堤埂上找准位置,游到河中心,一个猛子扎下去,潜到数米深的河底,在松软而冰冷的污泥上爬行了几步,忽然摸到一个异型物件,赶紧浮出水面,擦去污泥,露出的正是那副眼镜!真是踏破铁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将眼镜擦拭干净,仔细端详,镜片无损,只是塑料镜架完全变质了,原来的深黄变成了凄惨的淡黄,一碰就龟裂,只好又花了两元钱,换了一副黑框玳瑁镜架。后来当工人,上大学,戴的都是它。对它,我心怀感激。它的左镜片的中心,有一个烧灼的黑斑,是到工厂参观点焊机时被飞溅出来的火花烧的。假如不是它,火花直入左眼,还不瞎掉?

1982年到广州学法语,心想要出国了,得有些档次,不能让外国教授看咱老土;再说这么多年了,近视度数和散光都有些变化,原来的镜片看着已有些模糊,就去配了一个新的,金属框架,镜片的材料叫奥马雪克,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不是玻璃,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店员告诉我是从香港进口的。这副眼镜光镜片就花了24元,相当于我当时一个月研究生助学金的三分之二。当年10月13日,我鼻子上架着奥马雪克,脖子上系着红白相间的领带,一身银灰色西装,外套米黄色风衣,踌躇满志,走上飞机。现在想来,当时若再戴上一个鸭舌帽,就活生生一个叛徒甫志高。那套行头,是当时出国人员的标准配置,千人一面。

这副眼镜一戴就是十九年。它陪着我,寒窗五载,读完了博士,进了公司,到美国,到肯尼亚,到巴西,到瑞士。最后,2001年3月5日,它倒在了比利时一个滑雪场。那天出了一个事故:爬坡机的一个座碟击中了我的右眉,我一头栽倒,血流了一地,奥马雪克被撞飞,一个镜片不知去向。事后,我几度寻找,未见踪影。

只好又配了一副,玻璃镜片,金属镜架。这是我的第三副眼镜,一直戴到今天。四年里,换过两次镜腿,一次在巴西,一次在比利时。这说明,国外的东西,质量也并非总是上乘。

 

2005年5月17日发表于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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