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这东西，每次打量它，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两片玻璃，两条细腿，看起来娇贵易碎，却十分经久耐用，一副眼镜往往能戴好多年，以至于几副眼镜相连，便是一生的岁月。
我的第一副眼镜是１９７１年上高中时配的，五块多钱。那时Ｍ市还没有可以验光磨片的眼镜店，配眼镜得坐火车到南京去。其实小学三年级时的一次体检已经发现我的眼睛有些近视了，以后每况愈下，小学毕业时的视力竟只剩下零点二，坐第一排看黑板上的字都很勉强。初中两年，也不知道是怎么混过来的。好在那时课程简单，薄薄的两本《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一本数学，一本英语，两本语文，自己课下看看就明白了。大多数情况下，不用知道老师在黑板上写些什么。遇到非要知道不可的，就抄同桌的。有时也故意打个哈欠，待眼睛里涌上一层泪水时，就能看清一些。还有个办法，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圈成一个小孔，举在眼前，透过小孔望黑板，也有一定的效果。考试的时候，如果考题印在考卷上，那没有问题，但若老师偷懒，不刻印考卷，而是将考题抄在黑板上，那就比较要命，因为考试的时候，我当然不能再抄同桌的了，而上述那两条办法也不是总能奏效。所以，到考试那天，我就把我父亲断了一条腿的备用眼镜带着，以防万一，虽然度数不合，戴一会儿就头痛，但总比交白卷要好。
我这样说，好像我们家很穷，买不起眼镜。其实不然。我们家是每餐都有肉吃的。在那个年代，像这样的家庭要算是富有的。我的许多同学一星期才吃一次肉。那个时候，穷是一种美德，富是一种罪孽，所以每有同学到我家来，若正碰上我家在吃饭，我会感到很不自在。那么，我的父母——能让孩子每餐都吃上肉的父母，他们都是读过书的人，尤其我父亲，他自己也戴眼镜，为什么知道孩子近视了，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五年里，就是不给孩子配个眼镜，以至于孩子到了高中，一配就是５００度的高度近视呢？不知道。我所能想到的，有这么两点：一是小孩子的近视，发展迅速，眼镜早配早废；二是可能我自己也不愿意配。那个时候，小孩子戴眼镜，会被人讥笑为四眼。在南方农村，经常可见一种狗，两眼上方各有一黄斑，人称四眼狗。于是，四眼也就是四眼狗的意思。谁愿意被人称做狗呢？２００４年夏天，我在法国科罗希克海滩上读《等待》，发现哈金把“四眼”的称呼也写进小说里了。哈金是北方人，他小说里的人物也生活在北方，可见在中国，“四眼”这称呼是无分南北的，可算得上一个国粹。透过这称呼，我能觉出，中国文化虽然号称博大精深，其实是最鄙视读书人的。在任何一种我会的外语或者我了解的外国文化里，我都没找到类似“四眼”和“书呆子”这样的称呼，以及这些称呼所表达的那种对读书人的刻骨的轻蔑和鄙视。
我的第一副眼镜陪着我读完高中，又伴着我下了乡。一天晚上，收工以后，和几个知青同伴到河里洗澡。我爬上河中心的一条木船，将眼镜摘下来放在船头，一边洗头，一边和同伴唱着“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兴头上，得意忘形，一不小心，将眼镜踢到了水里。心里咯噔一下，喊声糟糕！立刻纵身入水——哪还有影儿？下乡的头一年基本上就没戴眼镜了。在农村没眼镜的痛苦，是看不清对面来人。狭路相逢，人家跟你笑，你一脸冰霜，过后人家背地里会说你这人架子大，而若来者是社队干部，问题就更严重了；但你若没来头地逢人开口笑，人家又说你这人傻，拿你不吃劲，专开你的玩笑。真是进退失据，宽严皆误！
第二年夏天，我不死心，一个人又到了河边，在堤埂上找准位置，游到河中心，一个猛子扎下去，潜到数米深的河底，在松软而冰冷的污泥上爬行了几步，忽然摸到一个异型物件，赶紧浮出水面，擦去污泥，露出的正是那副眼镜！真是踏破铁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将眼镜擦拭干净，仔细端详，镜片无损，只是塑料镜架完全变质了，原来的深黄变成了凄惨的淡黄，一碰就龟裂，只好又花了两元钱，换了一副黑框玳瑁镜架。后来当工人，上大学，戴的都是它。对它，我心怀感激。它的左镜片的中心，有一个烧灼的黑斑，是到工厂参观点焊机时被飞溅出来的火花烧的。假如不是它，火花直入左眼，还不瞎掉？
１９８２年到广州学法语，心想要出国了，得有些档次，不能让外国教授看咱老土；再说这么多年了，近视度数和散光都有些变化，原来的镜片看着已有些模糊，就去配了一个新的，金属框架，镜片的材料叫奥马雪克，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不是玻璃，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店员告诉我是从香港进口的。这副眼镜光镜片就花了２４元，相当于我当时一个月研究生助学金的三分之二。当年１０月１３日，我鼻子上架着奥马雪克，脖子上系着红白相间的领带，一身银灰色西装，外套米黄色风衣，踌躇满志，走上飞机。现在想来，当时若再戴上一个鸭舌帽，就活生生一个叛徒甫志高。那套行头，是当时出国人员的标准配置，千人一面。
这副眼镜一戴就是十九年。它陪着我，寒窗五载，读完了博士，进了公司，到美国，到肯尼亚，到巴西，到瑞士。最后，２００１年３月５日，它倒在了比利时一个滑雪场。那天出了一个事故：爬坡机的一个座碟击中了我的右眉，我一头栽倒，血流了一地，奥马雪克被撞飞，一个镜片不知去向。事后，我几度寻找，未见踪影。
只好又配了一副，玻璃镜片，金属镜架。这是我的第三副眼镜，一直戴到今天。四年里，换过两次镜腿，一次在巴西，一次在比利时。这说明，国外的东西，质量也并非总是上乘。
2005年5月17日发表于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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