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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岩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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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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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耳其脑瓜》和《鼠药味道如何?》看德国民间的种族歧视  

2010-12-07 17:40:55|  分类: 文学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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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厕上阅读,用eBook,读的是一位德国文友的译作,2009年诺文奖得主赫塔·米勒批评德国民间种族歧视的杂文,《鼠药味道如何?》(见附文)。我没吃过鼠药,不知味道如何,但这篇文章读得我已经毛骨悚然,想起了我以前读过的一本同样题旨的书,《土耳其脑瓜》。我以该书题写过一篇文章予以介绍,并写了我个人的经历,现重贴如下。

土耳其脑瓜

江岩声(2004)

在比利时,每个行政小区都有一个图书馆,我住的小区也不例外,就在我家孩子的学校的院子里。一间屋,20平米,两排书架,几百本书;一个管理员,每星期开门两次,每次两小时。《土耳其脑瓜》就是在那里借来的。当我在书架上看到那书名的时候,马上想到劳动局的一个女官员。 

那是1998年7月,我在巴西呆了一年后回到比利时,未来两年内的老板只是口头上答应给我工作,能否兑现还是个问号,而且,即使能兑现,也得等几个月。我是在犹豫了一个多月后,才去劳动局登记失业的。犹豫的原因,是在那之前,我从未失业过,有一种虚荣心,一种心理障碍。当然,最后我还是去登记了。人是铁,饭是钢。登记失业,主要是为了申请失业金,至于靠劳动局给找工作,那只能是天方夜谭。登记后,需要等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才能开始领失业金,——他们要调查。调查的结果,是那个女官员告诉我的:劳动局要起诉我,认为我企图诈骗失业金。 

她指着卷宗里的一张纸说:“先生,您看,这是您一年前离开泡利佛罗公司的辞职信。您自己辞的职,是没权利申请失业金的。您知法犯法,我们要依法追究。” 

天地良心!在此之前,我还真的就是不知道辞职便不能申请失业金,否则,我怎会那么蠢到自投罗网?我向她解释了我为什么辞职,辞职以后干什么去了,现在在干什么。 

她一脸的惊讶:“您是说,您的老板拍桌子?骂人?他对别人也是这样吗?”  

“没有。只对我一人。”  

“泡利佛罗公司里有几个外国人?” 

“就我一个。” 

“我明白了,您就是泡利佛罗公司里的土耳其脑瓜。”我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脑瓜,心想,我知道它长得不好看,可是,和土耳其人的脑瓜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吧? 

两周后,劳动局寄来一份通知:先生,根据您的申诉,鉴于您已经开始了新的工作,决定“搁置”您的档案,不再予以追究。 

我从这件事学到了一个教训:无论遭受什么折磨,只能等老板炒我,不能我炒老板。至于“土耳其脑瓜”是什么,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我能感觉到它的意思,就是中文里的“受气包”,谁都可以欺负。但那位女官员把这个概念用在我身上,其实并不太合适,因为我无论走到哪里,和非老板的关系都很好,只是和个别老板处不来。这个别老板,严格地说,在心理医生看来,都是有病之人。但为什么是土耳其脑瓜,而不是罗马尼亚脑瓜,或者伊朗脑瓜,或者别的什么脑瓜?这是个问题。我曾问过一些人,没人能答得上来。会不会和土耳其的版图形状有关呢?那形状就像个牛头,脑门、腮帮、嘴巴全在亚洲,鼻子却伸到了欧洲人的花园里,不挨打才怪呢!500年前,土耳其还是个强大无比的国家,地跨亚非欧三大洲,自从1529年围攻维也纳不克、1571年在地中海上败给西班牙和威尼斯联合舰队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老是挨欧洲列强的敲打,帝国分崩离析,版图一缩再缩,其状况比150年前的中国还要凄惨得多。 

从《土耳其脑瓜》和《鼠药味道如何?》看德国民间的种族歧视 - 江岩声 - 江岩声

 《土耳其脑瓜》里的故事和我的不太一样。主人公不是真外国人,是假的,地地道道的土著德国人,1942年10月1日生于科隆附近的Burscheid,独立记者瓦尔拉夫(GUNTER WALLRAFF)。41岁的他,乔装打扮成土耳其人模样,化名阿里,对人自称20多岁,蓄土耳其胡子,戴特制的隐形眼镜——把蓝眼珠变成了栗色,套假发,操颠三倒四的、莫名其妙的德语。1983年3月,他在德国的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外国人,有力气,承接一切活计,无论多脏、多累、报酬多寡,来信注明358458。从那以后,一年间,他作为土耳其非法劳工,掏过厕所,上房救火,当过瓦匠,清洁工,麦当劳职员,所到之处,无不受尽德国人——他的同胞的侮辱和侵扰。在那本书里,他写了当土耳其脑瓜的亲身体会。  

读这本书,最让我心惊肉跳、浮想联翩的,不是阿里的工作有多辛苦,强度多么大,时间多么长,环境多么恶劣、危险、有害健康(他的眼神经系统在医疗试验中受到伤害;他的肺在有高粉尘、剧毒、致癌物质的工作环境下受到永久性损伤),报酬多么微薄,——这些我都或多或少经历过或者见识过,如果从知青年代算起的话——而是德国人当着他的面说的那些话。 

阿里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一个建筑工地被分配去擦洗移动厕所。他见下水道堵了,厕所里屎尿横流,没及脚面,就找到工头,说应该先请管道工来通下水道。工头说:“这儿没人需要你发表意见!叫你擦你就擦,用不着费脑筋!费脑子的事情留给驴子去做,它们的头比你的大!”(工头们有自己专用的厕所,上着锁) 

有几个德国工人来撒尿。其中一个年轻人说,“咦,今天终于来了一个保姆!”另外两个45岁上下的人一边撒着尿,一边互相问答。 

“你知道,什么东西比屎尿还让人恶心?”  

“活儿。”  

“不,老土(耳其人)!”两人哈哈大笑起来,“你们这些老土,只会像兔子一样生孩子,好让我们德国人来养活。” 

下面是阿里从他工作过的许多工厂里抄来的厕所文学: 

“为什么土耳其人的棺材上有洞?——为了好让蛆虫呕吐。” 

“土耳其人滚出去!德国是德国人的!我为是德国人而自豪!” 

“100条老鼠在床上也比一个土耳其人在地窖里好。” 

“绞死土耳其人!绞死和土耳其人相好的德国女人!” 

“宁要一个党卫军坏种,不要一个土耳其娘们儿。” 

一个土耳其朋友这样对阿里说道:“你看见了吧?会说德语没什么好处,尽惹麻烦,最好变成聋子。”有些土耳其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拒绝学德语。但这也不能完全隔绝侮辱,麻烦会自己找到土耳其脑瓜。一次,小组里有个德国工人钱包不见了,里面装有100马克,人们马上就怀疑到阿里头上,“老土!你有十五分钟不在班上,哪里去了?” 又有一次,阿里在一个德国人酒馆喝酒。警察进来搜查抢银行的嫌疑犯。情报并没有说是土耳其人干的,但警察只盘问阿里,别人不问。 

《土耳其脑瓜》的德文原版《最低层》(Gunz unten)于1985年由德国科隆Verlag Kiepenheuer出版社出版。四个月间,销售了二百万本。可以说,整个德国知识界为之震惊。其实,瓦尔拉夫在书中所说的,都是每日每时发生在德国大众眼皮底下的事情。然而,骄傲的德国人,那些读书读报的人,对此是如此的司空见惯,麻木不仁,以至于需要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变形成土耳其脑瓜来告诉他们,让他们看到,在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欧洲民主社会里,种族歧视和压迫是如何大行其道的。 

种族歧视不仅存在于教会、企业和政界的高层,而且有着深置于社会“最低层”的渊源。在一家钢板厂,阿里和三个德国工人于工间休息时聊天(阿尔佛雷德,53岁;乌都,26岁;麦克尔,34岁) 

阿尔佛雷德:“相信我,在希特勒时代,如果一个家伙偷了他的伙伴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内裤上的纽扣,也会处死他。这个,你可以相信我。” 

阿里:“要是头儿偷的呢?” 

阿尔佛雷德:“你如果活在那时,希特勒时代,你就会明白,欧洲是有秩序的。” 

阿里:“他不是毙了很多人吗?” 

乌都:“那个时代,老人们还可以上街。” 

阿尔佛雷德:“对!那时一个70岁的老妇女,半夜三更,也可以带着一万马克在街上行走。” 

阿里:“真要有那么多钱,她不会在街上行走,她会坐出租车。” 

阿尔佛雷德:“听着!德国那时是有秩序、有纪律的国家。” 

阿里:“你是说,国家,政府,那时比现在好?” 

阿尔佛雷德:“虽说是独裁,彻底的独裁,可我觉得比现在舒服。看看如今那些污七八糟的玩意儿!” 

阿里:“可是,犹太人,被弄死了很多呀!为什么要弄死那么多犹太人?” 

阿尔佛雷德:“希特勒犯了一个错误,只一个,不是两个。他要是能再统治五年,犹太人就会一个也不剩下。” 

阿里:“茨冈人,也弄死不少。” 

麦克尔:“对!所有非德国种人,希特勒都要杀,只留下德国纯种。” 

乌都:“但也不要把一切都推给希特勒。” 

阿里:“那么我呢?也要被杀掉?” 

没人回答。 

阿尔佛雷德:“喂,你知道是谁最先搞集中营的?——不开玩笑,是英国人!” 

乌都:“美国人,美国人!是他们最先搞的!” 

阿尔佛雷德:“不对!是英国人!是邱吉尔!邱吉尔!殖民地战争期间,英国人偷了我们的西南非洲,邱吉尔在英军里当中尉,把波尔人,妇女和儿童,关在沙漠里,渴死,饿死。” 

麦克尔:“不管怎么说,希特勒才是历史上最大的谋杀犯!” 

阿尔佛雷德(不愿和他的同胞争论,转向阿里):“听着!你不是傻瓜吧?你!” 

阿里:“那要看怎么说……” 

阿尔佛雷德:“土耳其人和犹太人,有什么区别?” 

阿里:“没区别,人都是一样的。” 

阿尔佛雷德:“不!对于犹太人来说,该做的已经做了!” 

乌都:“啊!我知道一个更好的笑话!” 

阿尔佛雷德:“说来听听!” 

乌都(转向阿里):“一辆大众甲壳虫里可以装多少土耳其人?” 

阿里:“不知道。” 

乌都:“二万!你知道怎样才能装进去?” 

阿里:“不想知道。” 

乌都:“不难!两个在前,两个在后,其余的装骨灰盒里!” 

阿尔佛雷德(冷冷地):“有意思。很长时间没听到了,以前至少听过一百遍。我也来说一个。一个土耳其人牵着一条牧羊犬散步。一个德国人见了,问道:‘你带着猪上哪儿去?’ ‘这不是猪,是纯种德国牧羊犬’——土耳其人答道。德国人吼叫起来:‘闭上你的嘴!没问你!’” 

众人大笑。 

麦克尔:“有阿里在场的时候,不要说这种笑话!” 

阿里:“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和那些嘲笑犹太人的笑话差不多。(转向阿尔佛雷德)你们德国人没什么理由专门笑话别人。” 

阿尔佛雷德:“我们有权笑,不是吗?你知道门格尔博士(Dr.Josef Mengele)吗?” 

阿里:“知道,是个杀人魔王,在集中营。” 

阿尔佛雷德:“他并不那么混,他没用多少土耳其人做实验,知道为什么吗?——(仇恨地盯了阿里一眼)因为你们简直一无是处,即使用来做实验,什么结果也得不到!” 

麦克尔:“坦率地说,一想起那个时代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我就感到羞耻。” 

阿尔佛雷德:“门格尔,他把人放在冰里,看他们能坚持多长时间。”顿了一下,问阿里道:“你,到底是哪国人?看着不像地道的土耳其人。你妈,是不是半老黑?” 

阿里:“我妈,希腊人;我父亲,土耳其人。” 

阿尔佛雷德:“那你现在到底算什么?土耳其人还是希腊人?” 

阿里:“都算。也算一点儿德国人。我在德国已经呆了十年啦。” 

阿尔佛雷德(对另外两人):“听见了吧?这头蠢猪,他还以为他什么都算!他们就是这样,嗯,把人种搞得乱七八糟!搞得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看看他那张脸,纯粹的杂种!应该禁止这种事情!喂!你知道Mannesmann(鲁尔区的钢铁联合企业)做了什么?他们开掉了所有的土耳其人!咱们Remmert也有土耳其人,最好都把他们扔到高炉里,嗯? 只要看到他们,你身上就会起包。知道人家瑞士是怎么搞的吗?如果你移民到瑞士,只给你一份11个月的合同。第12个月是假期,你必须回你的国家。你度假的时候,人家才给你发信,告诉你是要你回去工作,还是呆在你的窝里放羊!” 

1983年,瓦尔拉夫变形为土耳其脑瓜的时候,德国还分裂着。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东西德之间的边界早已消失,欧盟已扩达二十五个成员国,人们可以在绝大多数成员国之间自由往来,甚至若干年后,土耳其凭那个牛鼻子也很可能被接纳为欧盟成员。虽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们心中那条种族边界肯定还要存在很长时间,但土耳其人在德国的境遇确实已经改善了不少。据德国最大的华文报纸“华商报”,土耳其在德国现有260万人,开办了6万个的企业,2002年的投资达到120亿欧元(注1)。也就是说,有几十万土耳其人在德国已经脱离了瓦尔拉夫所描绘的最底层,进入了中上阶层。而且,这个成果还将继续扩大,因为按照土裔德籍人士Vural Oeger(社民党欧盟议会议员竞选人,1942年生于安卡拉,18岁到德国,现在德国经营旅游业)的估计,一百年以后,德国的土耳其人将达到3500万,而德国人将下降到2000万,成为少数民族(注2)。Vural Oeger自豪地宣称:苏里曼皇帝1529年在维也纳没有取得的胜利,我们现代土耳其男人和女人将通过生育而和平取得。 

但愿土耳其脑瓜如此占领德国之时,不要反过来欺负德意志脑瓜。 

注1:华商报,2004年5月1日,第120期,第17页
注2:华商报,2004年6月1日,第122期,第9页 
本文写作过程中,在网上查得下述资料(见《2003年德国书界是非录》): 
“经负责前东德档案的委员会披露,德国著名左派作家和记者瓦尔拉夫(Günter Wallraff)被揭出曾作为前东德国家安全局(Staatssicherheit)‘非正式工作人员’(Inoffizieller Mitarbeiter)参与了对前西德的情报活动,这一指责无异于杀人于无形之中。因为但凡涉及前东德国家安全局事件之中的德国公民都会面临严峻的后果,重则将被判处叛国罪,受牢狱之灾。不少前东德的文坛人士都曾受到类似的指控,例如世界闻名的女作家沃尔夫(Christa Wolf)。 而由于此次的主角瓦尔拉夫是一位在前西德地区久负盛名的‘民权人士’,因此这一消息一经公布,便掀起了轩然大波。对此,作家本人予以坚决的否认。”

 

附文:

鼠药味道如何?

德文/赫塔·米勒(2009年获诺文奖)
中文/丁娜

从《土耳其脑瓜》和《鼠药味道如何?》看德国民间的种族歧视 - 江岩声 - 江岩声“我的梯子丢了,那梯子在园子里用正好,现在它丢了。让人偷走了,就是这么回事。”那上了岁数的女人说,“他们什么都偷,自从他们来到这儿以后,人们就不能有什么好东西了。”她指的是申请避难的人。

以这种方式骂人在村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们根本不需要说出“寻求避难者”或“外国人”这类字眼。这女人等待着别人附和她。

那位陪着我走到村边的六十来岁的男人看到那位女人看见了他,就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和她一样住在下面村子里,他正要陪我去山坡上的果园。他们以前聊过天,她认识他,也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现在他不能说出自己的观点,这让他很难受。因为我站在他的身边,他知道我会愤怒地反驳的。他选择沉默,因为他不愿让当地人看出自己的熟人持不同意见。自然也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站在他身边的人是个外国人。

几个星期前他试图让我明白,我作为在罗马尼亚生活过的德国人与外国人是有区别的。这次尝试之后他就知道了,我对他这种区别对待和他的别有用心的伪善不买账。

他弯腰去拿苹果,那女人不满地继续往前走去。那女人走远了之后,他对所发生的事仍旧不进行任何评论。他装成好像根本没有遇到那女人似的。

一个小时以后我走在他身旁,在“回家的路上”再次路过那个村子。那村子与西德上千个别的村子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到处收拾得井井有条,就好像天上既没刮过风、也没下过雨、没有一次霜冻或是酷暑损害过房屋的颜色似的。就好像时间仅仅在人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而对房屋却高抬贵手了。与贫穷国家相比,这里的人也老的晚,而且老的方式也不同。我能够想象,谁住在有桁架房屋、观赏性灌木丛和晚秋植物的街上,是不愿意听贫穷这个词的。上了年纪的人知道,战后他们贫穷,人口也锐减了一半。因为他们知道,是希特勒挑起这场战争的。

他们打输了这场战争,失去了房屋和家园,他们的民歌和习俗也被用来为这场战争服务。所以他们没有权利抱怨。在希特勒以他们的名义蹂躏过的世界各地,人们视他们为怪物。他们拼命做苦工,为了逃避这满目疮痍的一切。

年轻人知道,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贫穷国家永远是许多人的梦想和极少数人的奢侈。仅仅是看见穷人的贫穷,这个村里的居民都会感到恐惧。无论老少都很夸张,想象出来的恐惧转变成仇恨。他们认为贫穷是有失身份的,特别是陌生人的贫穷不可理喻。他们脱离了贫穷,贫穷的是陌生人。他们太高贵,甚至不屑看到陌生人的贫穷。这完全是优越感思想在作祟。只有当他们出于仇恨想在贫困面前保卫自己的村子时,他们才觉得有家的感觉。

谁在这类村子的街道上说出“外国人”这个字眼,都带着仇恨。人们可以和任何一个过路者就这个题目聊起来,这样的谈话总是以同一种形式自动展开的。有了对陌生人的偏见作布景,人们能聊个没完没了,能够无嫌疑地发泄自己的不满,这种不满往往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其他原因(这种原因人们永远都不会承认或说出)。

几天前,当地报纸印了一本有关外国人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堪称是充斥了所有偏见的德国“民间文学”,语调是调侃性的,充满了对人的蔑视。编辑部那假惺惺的评论就是一种伪善,说什么这只是对当前大众看法的反映,这本小册子在这一带已经作为传单被散发了上百份。对小册子的内容编辑部则三缄其口。

接下来几天的读者来信大部分都是表示感谢的,现在终于说出了心理话。表示愤怒的信寥寥无几,这一点编辑部大概在印刷这本小册子前就估计到了。

那位在苹果树下愤怒开骂的老妇人指的不是一个寻求避难者,她指的是所有寻求避难者。她怎么能指一个人呢,那个小偷她又没看见。她知道一个寻求避难者是没有房子、没有屋顶、没有果树的,因而他要她那破旧的木梯子是派不上任何用场的。但这并不妨碍她死守着自己的偏见。

这位本地人的指责和诽谤是笼统的,她知道她可以这么做,因为她不需要为自己所说的提供证据。如果有一个陌生人偷了东西,那么她就希望所有的陌生人都能从这个村子以及这个国家的所有地方消失。她只是很多人中的一分子,她的所作所为在这一带屡见不鲜。只要有机会,她天天都诽谤陌生人。她更换谈话对象,但谈话主题永远不变。这能让她和她那个小村子保持活力。

这种带着仇恨的活力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共同的敌人形象从来不需要予以更正,因为敌人的所有特征都是杜撰的。通过共同的敌人形象使参与谈话的人得到认同,而且他们还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这能让人上瘾。对外国人的仇恨就变成了社会舆论。这种仇恨能让人产生一种同仇敌忾的感觉,这一感觉很重要,因为在所有其他领域人际关系中充满了妒忌、阴谋和竞争。谁要是不加入这种统一战线就值得怀疑,就会被社区问及理由。 

三年前我还说过:这样做的人是一些“老纳粹分子”。他们口出狂言的情况会越来越少,更多的时候他们得沉默,因为他们周围的人不会接受他们的观点,他们只是一些臭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三年前我还这样说过。三年前我还没有料到,充满仇恨的话可以多么快地传播,优越感思想可以多么迅速地重新传布,怯懦可以多么天衣无缝地以能应付生活的面貌出现。我更没有料到的是:优越感思想能以多快的速度俘获青年人,因为它可以一气呵成地把自我怜悯与傲慢自大连接起来。

我知道存在着“霍夫曼半军事自训小组”(注1)和其他一些每天到处乱闯的新纳粹小组。我也知道共和党和人民联盟在大选中得到的选票越来越多。我不相信在柏林、普福尔茨海姆、斯图加特或别的地方有什么“捣乱选民”(注2)。尽管如此,我想这些煽风点火的人所说的话恰恰让他们露出了自己的马脚。

能让我安心的是对1968年出现的代沟作用的信任,我想终于一劳永逸地出现了重大转折。大多数1968年后出生的人不会再背离当年的反省原则。那时儿女们考察自己的父母们是不是希特勒的帮凶和沉默者,许多人也找到了相应证据。他们提出了罪责问题,特别是个人罪责,我想在这个国家以后应该一直这样做。

一位汉堡的儿科医生告诉过我,恰恰是年轻的父母在送孩子住院治疗时往往会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与外国孩子住在一间病房里。”那位医生说,这些父母的孩子经常是得了很重的病,可他们为孩子担惊受怕的同时脑子里还有这么一句话,而且他们一点儿都不羞于把它说出口。那些扔石头的、放火的,那些霍耶斯韦达和罗斯托克的杀人犯,他们在社会中都不属于边缘群组。他们活动于社会中心。他们不光可以获得街边的掌声,而且能够得到一些人的赞同,这些人从外表看不出是光头党,都是规规矩矩的公民,头发也没有剃光,而是不显山不露水,默默地影响着个人观点和公众舆论的形成,让追杀行为能够得到社会的默许。至少两年以来新纳粹的硬拳头就左右着公众舆论,遇到记者他们不逃跑,而是在摄影机前摆出各种姿势,他们甚至夜夜在同一地点闹事。他们不必进行伪装或是进入地下,他们在我们眼前把有组织的刑事犯罪当作合法的事来进行,因为他们感觉受到了社区的委托。那些老年人因体力不支而无法办到的事情,他们替他们去做。他们受到赞赏并成了英雄。
         德国总理可以再说一千遍:“我们是对外国人友好的国家。”今天没人再信这句话了,这句话麻木不仁、对事实视而不见,而且是一种挑衅。政治家们竭力声称感到“震惊”,但他们想不出——哪怕是急中生智——一句由衷和中听的话。从他们嘴中说出的话中没有丝毫自己的观点,尽是些陈词滥调。他们说这些是为了逃避事实,这些话听起来冷冰冰的。如果政治家们开口说话,那么语言——德语本身都会起鸡皮疙瘩。政治家形象地使用语言时那些隐喻本身都带着鸡皮疙瘩。欧盟(或民主,或国家)必须“坚固设防,成为波涛翻滚的海面上的一只稳定的锚。”(外交部长金克尔)。一切都是可以替换的,说了等于没说。
     为什么那些从政的人——对他们来说公开演讲就像做决断一样是他们职业的组成部分——总是关起门来阅读?为什么这些人不多读点儿书,从而掌握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的基本火候呢?为什么他们今天在反新纳粹的讲话中所使用的语言从美学意义上讲与法西斯惯用的形象语言几乎毫无二致呢?所有他们使用的形象比喻都与纳粹惯用语如出一辙,丑陋不堪:
     “挽起袖子来”,统一后曾这么号召过,然后是“低谷”,先是“还没有达到”,后来是“达到了”,却看不到“上坡”的迹象,德国不再是“繁荣的国家”,现在“船上人满为患”。总理在庆祝其当政十周年时还依旧说:“每个人都是煅造自己幸福的铁匠。”所有这些比喻听了都让人起鸡皮疙瘩。
     要是哪儿有外国人被烧,一个政治家最先说出的词总是“耻辱”,而不是“刑事犯罪”。“耻辱”不过是往国外偷看一下这类事是不是会带来对外政策方面的损害。追杀人不是“耻辱”,而是犯罪。一个星期前有个德国人被光头党打了。“他看上去像个外国人。”罪犯说。也就是说看走眼了。放火烧难民营那是不会失手的,然而在大街上即使种族意识很强的内行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如果人们试着从新纳粹的角度继续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为了避免这类错误的发生,外国人出门时应该做到让人一目了然自己是外国人,比如在衣服上戴个标志什么的。少数被告上法庭的罪犯说他们“无聊”。这个词在刑事诉讼中站不住脚。排外是不能用缺少迪厅、青年活动项目和失业来解释的。因为无论人们怎样理解无聊的内涵,它都不能成为追杀人的理由。
     同理,缺少革命时期的“流血”也不能成为追杀人的理由。谁骑在这匹历史哲学的马上,这匹马对他而言就会变成一头褐色的骡子。死者的鲜血从未能让活着的人变得更理智些,这一点罗马尼亚的情况就是佐证。推翻齐奥塞斯库的时候有死难者:既有鲜为人知的堆满死者的万人坑,也有躺在大街上的中弹牺牲者。此后呢?
     一年以后,罗马尼亚人在教堂钟声下来到村边吉普赛人居住的地方,把他们住的房子点燃了,一烧就是一大片。
我忍不住要打个比方,前东德的人在统一后的处境与我相似:他们是说德语的德国人,但尽管如此却不是西德人。在所有其他方面,比如履历和社会学意义上他们也是外国人,来自东德的人在生活习惯上与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不是与西德人。东欧的专制体制之相似导致了那里街景和室内的雷同。这种体制有时无意地通过同样的灾难性的计划经济,有时故意地通过相同结构的镇压机器创造和遗留下了有着类似创伤和伤痕的人与事。
     前东德人不是“二等德国人”,从外表看他们是德国人,然而脑子里却还是东欧人。这不是要把他们从德意志民族中排除出去,这是事情的真相。但在一片排练出的求同的虚伪中这听上去如同亵渎。
     因为罗斯托克的那些人在每个寻求避难者身上从新认出了许多细节,因为这些难民就是他们那并不久远的往事,所以产生了仇恨。统一应该保障他们与那些并不久远的往事保持安全的距离。统一做到了这一点,但仅仅是对外。统一无法改变人们所经历的岁月,也无力消除东德与东欧的相似之处,东欧现在的状况就是两年前东德的情况。再加上人们期待着通过统一过上富裕的日子,想彻底告别匮乏(并非贫穷)。现在贫穷的外国人就住在自己家门外不远的地方。脱离了专制桎梏的东德人不愿陌生人的贫穷踏上他们的路面。此外自己的身份认同在贫穷的陌生人面前要比在西德人面前容易得多。
     来自前东德的本地人在对待来自东欧的外国人时分外刻毒,这隐藏着一种否认自己的东欧人身份的情结。他们的表现就像暴发户,在人群中令人厌恶、在道德上毫无操守,类似某些吹牛皮的,只是比后者更危险。新的仇恨也没有放过历史。作为一种被滥用的可恨的意识形态支柱,反法西斯主义被摒弃了,现在人们感到“自由了”。愤怒没有发泄到那些从意识形态上滥用了反法西斯主义的人身上,而是表现在以下方面:犹太人的墓上被画上了卍,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纪念馆遭到纵火破坏。
政治家们吞吞吐吐地说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隐喻。为了与上面提到的罪行划清界线,他们提议通过新的刑法,就好像那些旧的法律——反恐吓、勒索、人身伤害、纵火和谋杀——已经失效。
         联邦总理至今在说出“右翼”这个词时,一定不忘提及“左翼”。他知道,这次的事情与后者无关。恰恰是在左翼闹事的时候制定了相应法律和条文,而且从那时起还坚持不懈地专门培训了武装警察。当年在布若克多夫或克罗伊茨贝格这支部队令人惊讶地表现得“勇于行动”。那时仅仅是街道被占领或超市被点燃,如今活人被焚烧的时候这些警察哪儿去了?
         政治不再采取行动。在每天的各党竞争之中政治有时会遇到让大家都坐蜡的事,这时政治会通过不同的路径跛行于所发生的事件之后。政治不是采取对抗右翼的措施,而仅仅是对右翼行为作出反应。
         在各种辩论中最有魔力的词当属修改庇护法。如果不同时出台移民法的话,即使修改了庇护法,也会是一切照旧。一切照旧的局面既不是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尽管如此,政治家依旧每天与鼠目寸光者结盟。
         政治庇护权据说“在本质”上会予以保留,但何为“本质”?要列出一个没有政治迫害的国家的名单,这意味着也没有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以及宗教迫害。罗马尼亚会在这个名单上,即使罗马尼亚人有朝一日又会像在特尔古穆列什那样,坐着国家提供的大巴、拿着棍子去驱赶匈牙利人,即使会有对吉普赛人的大屠杀,即使新老情报人员会和老的在安全局工作的人一起随意出入工厂、邮局和办公室,即使反对党和出版社的人受到窥探和威胁。
         每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出生和死亡的,这一平庸现象适合成为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隐喻。政治家们想不到这一点,很多个人聚在一起,他们就会想到国家。
         谈论政治迫害对真正受迫害的人来说是毫无前景的,就像那些经济避难者一样。因为现在人们决定不再相信他的陈述。政治家们现在等着遭到迫害者的所在国为这些人出具书面证明。
         “政治庇护”这个概念由于缺乏移民法而形同虚设。它成了经济避难者的唯一理由,成了不得不撒的谎。受到指控的应该是立法者,而不是难民。
         在“政治庇护”这个概念已被用于各种不同的苦难和必须用于这些苦难后,如今已经很难区分经济难民和受政治迫害者了。今天政治家的座右铭是:闭上眼睛,我们会找到出路。
         谁今天向民众许愿,说今后经济避难的人会减少,那是在有意误导,因为出逃的原因贫穷并未消失。穷人是不会让自己被挡在富国外面的。
         即使在他们所出生的国家那些人也没有家的感觉,在那里他们拥有的只是些贫瘠的破烂和因无出路及厌恶而突突跳个不停的太阳穴。那些破烂牵绊不住他们,而毫无出路和突突跳个不停的太阳穴迫使他们背井离乡。
优越感意识,德国的平庸想通过这种意识引人注目,即使在意大利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面前也毫无收敛,而这些人二十多年来就生活在德国。歌德学院在国外得为自己的存在找出理由,日本商人打消了在德国东部的投资打算,因为他们害怕当地居民的排外行为。
在汉堡一位妇女在集市上手里拿着个条乞讨。人们无论老幼,一见她把纸条递过来,脸上就露出不屑的表情,还有人把她推开。一个卖菜的对一个卖火腿的叫道:“给她点儿吃的,干脆给她一整条火腿。”这两个男人笑了起来,在他们的货摊上买东西的人也跟着笑起来。

我在柏林的街上边走边吃“卡巴”(注3),在纪念教堂前一个年轻小伙子拽住我的袖子问:“鼠药味道如何?”我回答道:“鼠药不在我的嘴里,而是在你脑壳子里。”他伸出舌头,伴着鬼脸发出了一声恶心得要呕吐的声音。 

注1:1980年被禁的新纳粹恐怖组织 

注2:因对执政党和政府不满,出于捣乱目的而在大选中投右翼党票的选民,他们其实并不认同右翼党的观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抗议。

注3:土耳其旋转烤肉。

注4:此文收录于赫塔·米勒的杂文集《 Hunger und Seide》(饥饿与丝绸),Reinbek bei Hamburg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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