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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岩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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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王之道(完)  

2010-09-28 18:03:56|  分类: 文学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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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的故事》读了两遍,一遍中文,一遍法文。中文读得快,又在飞机上,便马虎一些;法文读得慢,坐在床上,便仔细一些。德文我不懂,否则的话,用德文看茨威格原著,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享受,就像看法文的《局外人》,《情人》,《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 读完《象棋的故事》,又在网上找来读了《与心魔作斗争》,《三大师》。尤其他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非常喜爱,甚至一时兴起,想过学德语,读原著。找出26年前,坐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带来的《德语300小时》,545页厚,定价1.80元,厕上看了六课,语音部分,放弃了。想想气馁。自1969年上初一,跟倪克英老师学第一句英文,“Long live Chairman Mao”,算下来,学用英文竟然已超过40年!但读英文小说,依然缺少感觉,不像读法文。如今,年过半百学德文,就为读小说?岂不又重蹈英文覆辙?不在说那种外文的国家生活,读用那种外文写的文学作品,不可能有感觉。没感觉,何来享受? 
然而,《象棋的故事》似乎例外,当我翻开法文译本,读到头一句,Sur le grand paquebot qui à minuit devait quitter New York à destination de Buenos-Aires, régnait le va-et-vient habituel du dernier moment (一艘定于午夜时分从纽约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的远洋客轮上,正呈现着解缆起航前惯有的繁忙景象),立刻想到《棋王》。《棋王》的开头一句是,“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一个是码头,一个是车站,都是写下棋的小说,都从旅行出发的混乱场面写起,怎会这么巧?阿城在抄袭?或者说,文雅一点,借鉴?以阿城的水平,可能吗?让我们来古狗一下。肖毛在《内外有别的1978年》中写道,《象棋的故事》中文版最早见于内部发行的《世界文学》1978年第1期,1978年2月15日出版。公开出版的同期《世界文学》晚了八个月面世,其中取消了《象棋的故事》(为什么?惧怕揭露法西斯?)。据互动百科,阿城1979年从云南插队的地方调回北京,曾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工作,后任《世界图书》编辑,1984年发表《棋王》。因而,无论从时间,还是从占有资源来看,阿城完全有可能得到《世界文学》1978年第1期内部版。以他的悟性,应该立刻就会注意到《象棋的故事》,并仔细研读过,因而深受影响,写出在场面,情节,故事,思想等各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的《棋王》。但在网上,我从未看见阿城在任何场合提过《象棋的故事》。我觉得,这很不公平。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有师承而不坦言,虽然不能说就是小人长戚戚,但肯定也不能算君子坦荡荡。好在,茨威格在天之灵若有知,也不会在意。两人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无论从哪方面衡量,背景,阅历,学识,素养,朋友圈子,作品的深度和广度等。

但两人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写了下棋的著名小说,却都不怎么会下棋。茨威格在自杀的前一天,还和一个来访的朋友下过棋。那人后来回忆说,茨威格的棋术很差,他那天有心让茨威格赢,却怎么也办不到。阿城则干脆说他不会下棋。他这个不会,当然是相对的,相对于棋王来说。下乡两年,我从未见过一个知青,男的,不会下两下象棋。从《棋王》中的描写看,阿城至少知道“当头炮,马来跳”的妙处,而且深知“然后不知怎么走了”的那种开局后象棋低手们常见的犹豫。

众所周知,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下棋。 所以,一个距离棋王很远的象棋低手写棋王,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棋王怎样成为棋王,也就是棋王之道。不然的话,有那好事的读者,拿着小说,学当棋王,不成,来找麻烦,岂非很不美妙?那么,茨威格和阿城,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让我们来看看。
茨威格 在《象棋的故事》里实际上写了两个棋王:琴多维奇,B博士。前者出身贫寒,12岁上死了父亲后(母亲根本未提及),被村里神父出于怜悯收养。“这位好心的神父千方百计地在家里给这个前额宽阔、不爱说话、有点迟钝的孩子补课,想教给他那些他在乡村学校里没能学会的知识。但是神父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费。琴多维奇直愣愣地瞪着字母,虽说都已经给他解释了上百次,他还是觉得非常陌生;课堂上讲解的最简单的东西,他那迟钝的脑子也记不住。十四岁上,他还扳着指头算数。都已经是个半大不小的男孩了,读书看报还特别费劲。但是,不能说琴多维奇脾气乖僻或者犟头倔脑。吩咐他干啥他就乖乖地干啥:担水、劈柴、下地干活、收拾厨房。他办事可靠,托付他的事情,他一定完成,尽管慢得叫人生气。但是最让好心的神父恼火的,却是这个冥顽不灵的少年对世上的一切全都漠不关心。要是没有人特意要他干啥,他就整天什么也不干。他从来不提问题,从来不和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耍,只要不明确告诉他该做什么活,他是从来不给自己找活儿干的。做完家务事以后,琴多维奇就坐在屋里发呆,两只眼睛茫然无神,活像在草地上吃草的绵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完全无动于衷。每天晚上,神父吸着乡下长烟袋,总要和警察局的巡官下三盘象棋,这个淡黄头发的小伙子老是一声不吭地蹲在旁边,低垂着沉重的眼皮,似睡非睡地、漫不经心地看着画有格子的棋盘。”
后面的事情,不用我重复,大家一定都能猜到:有一天,偶然的机会,琴多维奇和人下了棋,大胜,就像阿兰的驴子,忽然说话了。并且,一发不可止,直到成为棋王,而且是真正的棋王——世界冠军。但这个棋王不会下盲棋,必须要面对棋盘和棋子才会下棋,也就是说,缺乏基本的想象力。“在棋桌旁,他是个无与伦比的大师,可是一站起来,就无可挽救地变成一个怪里怪气,近乎滑稽可笑的人物。他根本连三个句子也写不下来。就像一切性格坚韧的人一样,琴多维奇也不懂什么叫可笑。他当了世界冠军以后,就自以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极其笨拙地目空一切。”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伦勃朗、贝多芬、但丁和拿破仑。琴多维奇实际上是个偏执狂,“即圃于某种单一的思想不能自拔的人,因为一个人用来局限自己的范围愈狭小,他在一定意义上就愈接近于无限。”
无限,就是打败天下人。茨威格通过描写琴多维奇,指出了一条棋王之道:成为偏执狂,只关心下棋。但我们正常人,谁能够一辈子真的只关心一件事?就连阿Q,也还知道想念吴妈呢!琴多维奇之路,是走不通的,茨威格便把自己置于安全之地。
再来看B博士。B博士不为世人所知,没有世界冠军称号,但他与琴多维奇交锋三盘,一平,一赢,一负。如果纯粹以输赢积分统计,B博士与多维奇积分相等,可并列为棋王。但B博士的棋术,实际上高于琴多维奇。“他对棋局的联想比琴多维奇快一百倍。”而且,第一盘从别人下的快输了的棋局入手,争取到平局;第三盘负,是因为琴多维奇故意打疲劳战,残忍地使B博士精神病发作而败走。
按照茨威格的描写,B博士的精神病,是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得上的。他是奥地利犹太人,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他被盖世太保抓进了监狱。为了克服监狱里的孤独,和因孤独产生的恐惧和绝望,他背诵一本偷来的棋书,默记里面所有的150种著名的残局和走法,强迫自己和自己在脑中下棋,以至走火入魔,得了精神分裂症。
撇开B博士所代表的个人和时代悲剧不谈,单论他的棋王之道,有没有道理呢?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智力正常、受过教育的人,只要背诵了所有的著名棋局,再加上每时每刻,把自己的脑子一分为二,进行车轮大战,是不是就能成为棋王?我认为,这在理论上讲得通。象棋无非就是个排列组合问题。如果能够记住所有棋子的所有排列组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全部关系,并且能够有效地检索,象棋就没有秘密可言。这其实就是计算机下棋的基本道理,只不过,现在的计算机,即使是功能最强大的,也还做不到罢了。茨威格所处的时代,既没有计算机,也没有计算机下棋理论,但茨威格通过描写B博士的棋王之道所给出的下棋思想,是正确的,反映了茨威格作为欧洲一代小说大师的良好科学素养。

现在,来看看阿城笔下王一生的棋王之道。“我们学校与旁边几个中学常常有学生之间的象棋厮杀,后来拚出几个高手。几个高手之间常摆擂台,渐渐地,几乎每次冠军就都是王一生了。”文革大串联,“每到一处,呆子(王一生)必要挤地头看下棋。看上一盘,必要把输家挤开,与赢家杀一盘。”“后来听说呆子认为外省马路棋手高手不多,不能长进,就托人找城里名手近战。”“后来呆子认识了一个捡烂纸的老头儿,被老头儿连杀三天而仅赢一盘。呆子就执意要替老头儿去撕大字报纸,不要老头儿劳动。”老头儿传给了王一生下棋造势的道家理论和棋谱。“就有人请了去外省会一些江湖名手。交手之后,各有胜负。”下放当知青,与禅宗棋路的传人脚卵相遇,胜之。之后,在各地游荡半年,找人下棋。然后参加地区比赛,以盲棋同时对包括前三名在内的九人,全胜,封顶棋王。

那么,王一生这个棋王,到底是什么水平呢?我们知道,文革时,地区是省之下,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一个省分成八、九,十来个地区;一个地区辖八、九,十来个县。王一生以九分之一的智力和精力胜了地区冠军,从理论上讲,他可以问鼎省级冠军。他能不能当全国冠军呢?从《棋王》里,我们看不出迹象。

综上所述,两部小说,三个棋王。琴多维奇是个除了下棋,完全不懂人类情感和文化的行尸走肉。B博士原来是个普通人,因精神分裂而成象棋高手。王一生下棋原有些天才,但最关键的,还是遇到道禅两门的传人,并“汇道禅于一炉”,把棋艺弄到了奇妙的中国神学高度——这也是中国作家的独门功夫。
三个棋王的成“才”道路各不相同,反映了两个作者对棋艺的看法不同。茨威格鄙视棋艺,阿城推崇棋艺。《象棋的故事》描写的两个棋王,一个是偏执狂,一个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通过此,茨威格似乎在警告读者,不可迷恋下棋,须敬棋艺而远之。从这个意义上讲,《象棋的故事》其实是一部反棋小说。阿城则不同,《棋王》通篇都在赞美、拔高下棋。何以解忧,唯有下棋。他甚至在《棋王》结尾,直接通过“我”的思绪,点出这个题旨: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这个题旨,往棋艺上套,是经不住推敲的。文革时代,像王一生那样,不事生产,四处游荡,找人下棋,就更像个人么?他如果从事的是真正的艺术创作,我们倒可以原谅,像贝多芬,像梵高,像赫尔德琳,像高行健,可是下棋,算个什么呢?正如茨威格在《象棋的故事》里评论的那样:“我原则上从来就懂得,这种独特的天才游戏必然会产生值得尊敬的斗士,但我总还是感到很难想像,甚至几乎不能想像,一个头脑活跃的人会把自己的天地局限于一小块一小块黑白空间之上,而且能够在前后左右移动三十二颗棋子的活动中找到毕生的事业。我不能想像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开棋的时候先走马而不是先走卒对他来说是英勇的壮举,而在象棋指南的某个犄角里占上一席可怜见的位置就意味着声名不朽;我不能想像,一个聪明人竟然能够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全部的思维能力都献给一种荒诞的事情――想尽一切办法把木头棋子王赶到木板棋盘的角落里,而自己却没有发狂成为疯子。”王小波的嘲笑则更直截了当:“有个作家写了下象棋的故事,写的很浪漫,但在我看来,无事可做下棋,其性质和手淫差不多。”《棋王》结尾试图把王一生的行为推到高大全的极境,但其实是个败笔,大话俗套,仿佛一锅粥里,丢进了一颗老鼠屎。据说,阿城投给《上海文学》杂志社的原稿不是这样的。那个原稿的结尾是,王一生因为下棋,到了某部,天天大鱼大肉,后来,“我”遇见他问道:呆子,还下棋吗?他说下棋干嘛,有吃有喝....。这个结尾其实更合适,更平衡。我相信,如果福楼拜写《棋王》,定会这样处理,就像他对待包法利夫人。世上哪有英雄?无非竖子成名,因了某些机缘罢了。但没有英雄,杂志社的编辑不接受。我们知道,那时的编辑,早都习惯了高大全。于是《棋王》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真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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