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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岩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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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艺术界的耻辱名单  

2012-06-24 13:45:21|  分类: 留此存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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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2012年6月出版的《欧华导报》萧明的文章,《向野蛮思想跪拜的丑剧》,才知道竟还有这回事:2012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一百名中国文学艺术家手抄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纪念该文70年。这一百名所谓的文学艺术家耻辱名单如下(加杠者为特别耻辱级):

中国文学艺术界的耻辱名单 - 江岩声 - 江岩声

我注意到,有些我读过其小说的作家没上耻辱表,他们是:

刘心武,张贤亮,从维熙,王安忆,叶广芩,王朔,余华,阿城,阿来,曹文轩,潘军,阎连科,阎真,王跃文,乔叶,莫怀戚 

没上耻辱表有两种可能,没被约写,或拒绝写。据悉,作家出版社总共向120多人约写。“找谁抄,是有讲究的。出版社想邀请的是老中青三代文艺家:第一代是曾经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或是受过讲话影响的老一代艺术家,像贺敬之他们这些人;第二代应该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作家、艺术家;第三代是新一代的,当前在文坛上影响比较大的作家、艺术家。”结果,绝大多数都“爽快地”答应了这件事。“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就很委婉地拒绝。”负责约写的编辑主任王宝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手抄本前后》)。

这个叫王宝生的,说话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愚蠢,宝生。试问,“文革”中,全国七亿人,无论走资派,还是造反派,还是逍遥派,无论是整人的,还是挨整的,可有一个受到了公正待遇?

我相信,王朔肯定没被约写,因为太反动,王宝生如果去问,无异于自取其辱;阎真,王跃文,乔叶,莫怀戚也没被约写,因为“当前在文坛上影响”还不算大;王安忆没被约写是不可能的,她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中国女作家里,没人影响比她大,她一定是“很委婉地拒绝”了;刘心武应该也是,不可能不向他约写,他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作协理事,还是中共党员。

我向所有拒绝抄写的作家表示敬意。

抄写者里,令我失望的有(按失望级别从高到低排名):

韩少功,刘恒,苏童,李国文,毕淑敏,范小青。

其余那些人上了耻辱名单,我并不感意外。活在所谓的新中国一辈子,保全灵魂和良心是不可能的,尤其作家。比如王蒙,他早已异化成了人妖,人之大妖,他要是拒绝抄写,反倒奇怪了。

附文:耻辱名单中,有两人表示了若干悔意

周国平就手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道歉

昨天读到一位好友的信,对我参与手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事严词责问,向我要一个解释。接着,其他朋友的同样责问纷纷来到,一律表示疑惑和震惊。此时,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一件多么糊涂的事。

我几乎已经忘记这件事了。两三个月前,收到作家出版社的信函,约请我手抄《讲话》中的一页,专用的稿纸也一并寄达。当时略觉诧异,直觉告诉我,此事不该我做。但是,遗憾的是,这次我没有听从我的直觉,而是顾及了情面。我想,该社的人我熟识,手抄一页书也说明不了什么,让抄就抄吧。我还想,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有纪念《讲话》的理由,就是它在我的成长岁月里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我找出了我在北大上学时的诗歌习作册,扉页上抄录的正是《讲话》中的一段文字:“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当时的感觉是,这段话简直是我的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真面目,所列举的情绪,从“小资产阶级的”开始,我几乎占全了。事实上,那个诗歌册之前,我还写过许多诗,但大多销毁了,只把自己觉得在创作情绪上还算“健康”的保留下来,誊抄在了这个本子上。那已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决心按照毛的教导来破坏自己的一切不“健康”的创作情绪。

不过,我内心仍十分矛盾。一方面,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知识分子改造是不容置疑的律令,而当我发现我有如此多的不“健康”情绪时,便深感我的改造之必要和艰难。另一方面,正是这些不“健康”的情绪使我顾影自怜,觉得自己毕竟比周围许多同学心灵丰富。《讲话》中还有一句话是我当时经常重温的:“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强烈感觉到这句话也是在说我,击中了我的要害,同时又因此充满了忧虑和疑惑:如果我的灵魂深处没有了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还是我吗?我一方面似乎愿意按照毛的指引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彻底改造了。

也许正因为《讲话》触到了我的痛处,其实也是触到了一般文艺知识分子的痛处,在全部毛选中,这篇文章是我反复阅读因而读得最多的。现在我当然已经明白,当年我在读《讲话》时发生的内心斗争,实际上是我的被压抑的精神本能寻求突围的曲折表现。我在2004年出版的《岁月与性情》中如此反思:“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为原罪的正是这种精神本能,而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与之进行斗争的漫长过程,改造的成效则体现在能否成功地将它削弱乃至扼杀。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毫无疑问,这里说的“多少人”首先包括我自己。

如此看来,在纪念《讲话》时,我纪念的是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那么,通过参与手抄活动能否表达我的纪念呢?显然不能,反而是把它遮蔽和扭曲了。这就是我的糊涂之处。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向人们说明,此纪念非彼纪念,现在我对《讲话》的认识以我的反思为准。

周国平,2012年5月23日

叶兆言的回应

 

作家出版社寄了一千块现金,要没头没脑抄一段。选择一,把钱用了,不理它。选择二,去邮局退钱,这事太麻烦。第三,不就是抄一段吗。你会如何选择呢,让网友一骂,有些后悔。不是把这事当回事,是太不当回事
确实有些丢人,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
吃苍蝇的感觉很不好,对于”讲话”,自小没什么好感。我为自己的不当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我以为它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纸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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