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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岩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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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母,必有其子——读母亲《自传》有感(一)  

2017-01-07 14:50:27|  分类: 往事追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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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还是1990年收到过母亲一封亲笔信。之后再未有过,算来已有二十六年。但那是永远忘不了的。近日,忽然又看到母亲的亲笔,而且还是1956年,母亲很年轻——34岁时手写的一份《自传》。从那熟悉的笔迹,年逾花甲的我,读懂了差不多小我一半年纪时的母亲的心理世界,前所未知,与之共情,不禁抚今思昔,泪眼模糊,感慨万千!

这份《自传》有五页纸长,约3250字,开头如下:

有其母,必有其子——读母亲《自传》有感 - 江岩声 - 江岩声

(我是1925年12月13日在湖南零陵生于一个父亲是厨子,母亲替人洗衣的贫民、工人家庭之中。我是他们最小的一个孩子,我有三个哥哥,连我四个孩子。家庭收入靠父母劳动(主要是我父亲一月十二元大洋的工资)来维持生活,所以生活相当苦。但我父母因亲身体会到没文化的苦楚说不完(我们祖籍湖南祁东县黄土铺明山村李子园)人。听父亲说当他壮年时家中破产,无法生活,所以才带着我母亲及二个哥哥外出谋生。但没有文化故给人做饭,当了厨师),所以送我们兄妹四人都上了学。目的是免得我们再步着他们的苦日子,就勤做节省的苦供我们读书。我们兄妹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只有用苦读书来报答他们。现在我简单介绍一下哥哥们的情况。)

《自传》的通栏副题是“个人简历”。从内容看,这应是母亲为找工作,呈送有关单位,写的一份介绍自己家庭和历史的文件,中心议题是受过教育(附有湖南省一家医院颁发的护士文凭原件),当过护士,小学教员,现失业在家,已有五年。“失业”,是母亲这份《自传——个人简历》的关键词,出现了三次,“整整失业了五年多”(第4页),“后悔为什么要跟到北京来,否则我也不会再失业”(第5页),“我诚心地听从组织分配,总之我不愿再做失业者,尤其是今日的社会中,祖国的一切都在飞跃前进之际,我不愿再依赖别人生活。我愿意作自食其力的人,这对个人对国家都会有利的。”(第5页,全文结束语)

这份《个人简历》的呈送单位给我母亲安排了工作,到解放军301医院当护士。该院离家很远,母亲早出晚归,不以为苦。但她在那里只工作了一年,上面就要她离开,去内蒙包头一家医院工作。她也就服从安排,一个人去了。一年多后,1958年,我父亲率领我们全体留守人员——我奶奶,我三哥,我姐和我——离开北京,也去了包头,从此开始了我家大雁一般北往南来的迁徙历史。

半个世纪以后,2012年,我在《我的父亲和母亲》里评述了我家出塞:这件事,今天看来,是个大错误,我父母太欠考虑。第一,我父亲那档子事儿,只有留在中央军委系统,才不致像后来那样,每有运动便被重翻旧帐,重写交待,灰头土脸一番。第二,我母亲不去包头,不是不可能。三个孩子都这么小,完全可以当作理由不去。即使领导不同意,咱不干了,辞职,不行么?北京那么大,她有文化,护校毕业的,怎会找不到别的工作?即使找不到,在家带孩子,生活也不是过不下去。

今天,当我看到母亲1956年写的《自传》,我理解了当年的母亲,为什么于次年,离开三个幼小的孩子(我二岁,我姐三岁半,我三哥六岁),孤身一人,由北京出塞外,到天寒地冻的内蒙包头:她太害怕失业,太害怕“依赖别人生活”。

平民百姓,谁都害怕失业,都害怕依赖别人生活,不是吗?但害怕到连家也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丈夫(或妻子)也不要了,就为那个所谓的工作,我相信,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能做得出来的人,一定是被什么东西附体了——不是他/她做出的决定,而是那个东西做出的。对此,我有亲身体会。

十一年前,2005年初,我也在失业,已经快三年了。忽一日,接到巴西老王电话,说他工作的大学让我去代课。彼时,我正和江西来的表哥在一个为期九天的展销会摆摊卖瓷器。我们把整整一集装箱的瓷器,从景德镇弄到比利时。为此,表哥和他三个朋友投了二十万元人民币,我投了六千欧元。那晚,接了老王电话后,我立刻做出决定,去!

所有家人包括表哥都惊愕。但我不惊愕。我只是疑惑:我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因为,我虽失业,也还有失业金可领,几百欧元,吃饭足矣,且无限期;老婆行医,收入稳定;二个孩子,虽非己出,但从小养他们,也彼此生出亲情;还有那一集装箱的瓷器,对表哥的义务。这些,全都抛弃了,独自一人,漂洋过海,跑到南半球,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一个“呲毛”大学,半天教书。那可怜的工资,到手的,换算成欧元,其实跟失业金差不多。除非疯了,谁会做这种事?但我却做了。为什么?这个问题,我想了一路,直到抵达巴西,住进老王帮我找的一室一厅公寓,一个人,“家”徒四壁时,方才想到一点:不是我做出的决定,是父亲做出的,我被他附体了。因为父亲极其敬业,且对我的境遇极其不屑,认为我可惜了。于是,潜意识里,我要自强,要让父亲看得起。而让父亲看得起的事情,莫过于在大学教书。于是,我来了,进入了一种梦境似的荒诞。这些,就是我在巴西想到的,并且,这十一年来,一直这样以为的。

现在,我知道,我不是被父亲附体,而是被母亲附体。有其母,必有其子。母亲35岁时做的事情,我50岁时重复了一遍。所幸,我与母亲各自做的“出格”的事情,对家庭和我们各自的人生并无灾难性的影响,对此,我们都应感谢上帝,也应感谢有可能受我们影响的每一个人。

那么,母亲35岁时,被什么附体了呢?这是我还没想明白的问题。但我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涉及到20世纪的风云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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